本文轉載自地球知識局
日前，中國台灣地區出產的菠蘿查出有害生物，大陸方面當即選擇暫停輸入。此事在兩岸輿論界持續發酵，台灣某名人發出了“每人每天吃十八公斤鳳梨很難嗎”的世紀之問，給兩岸民眾的茶餘飯後增添了一點笑料。
（圖：微博@廣州日報）▼
台灣作為一個多山島嶼，地狹人稠，自然資源十分有限，卻有很多熱帶、亞熱帶農產品可以向外輸出，可見其農業開發水平。
實際上，在幾百年前，台灣還不能生產出足以養活本島的口糧。經過數代先民的努力，不僅解決了糧食生產問題，還可以種植經濟作物並遠銷島外。其實都是前人披荊斬棘，留給後人的蔭蔽。
相對於中國的其他省份，台灣具有開發時間晚、陸域面積狹小的特點。全島多山，適宜農業開發的平原地帶只佔很小一部分。明代以前，台灣一直人戶稀微，且生產力落後。直到內陸漢人大批遷入之後，台灣才逐漸從荒蕪之地變得物產豐饒起來。
其實福建和台灣都是多山少平原
兩岸面對台灣海峽非常適合互通有無
而台灣更廣闊的的平原也很適合福建緩解人口壓力
（底圖：NASA）▼
早期的台灣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生活着南島語系各族群。隨着幾次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東南沿海的原住族群逐漸消亡，或融入進漢族當中，也有的遷入台灣，與當地原住民一起譜寫了台灣早期歷史。建立了大肚王國等幾個台灣原住民王國。
台灣承認的土著民族有30多個
其中平原的原住民漢化比較明顯
現如今，原住民文化也是台灣省旅遊創收的一部分
（福爾摩沙原住民文化村）
原住民時代的台灣，島內沒有什麼農業文明可言，絕大多數土地屬於未開發狀態。史料記載“內山生番不知稼穡，惟于山間石罅刳土種芋苗”，說明了他們的生產方式，並不種植外來人帶過去的農作物，而是在山間坡地上種植薯類為生。而在台東沿海的原住民，則是另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不事農業，以漁獵為生，靠天吃飯。這就是當時台灣原始農業的基本情況。
縱跨千年，薯類依舊是島內頗受歡迎的食物
不過從飽腹擔當成了零食擔當
台灣農業文明的興起，始於漢人大規模遷台。明朝中後期是中國東南海商的活躍期，由於官方並不支持，那一時期倭寇、海盜和私商興起，在福建、浙江和台灣等地活動頻繁。
也因為福建人很會造船
素有福船“高大如城，吃水一丈一二尺”
明末許多福建閩南地區的海商，以家族為單位在台灣海峽從事私人海上貿易。至萬曆年間，閩南海商已經在台灣沿海地帶開闢了雞籠（今基隆）、淡水（今屬新北）等幾處大的海港市鎮。漢人在台灣逐漸形成較大的聚居區，有着不小的社會影響力。
明初並未對台灣地區建立強有力的管轄
反而是沿海私商、海盜、西方殖民者更加活躍
至荷西殖民台灣時期，基隆和淡水已經是大港口了
海盜勢力對台灣社會產生了更深遠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鄭氏父子。鄭芝龍、鄭成功家族的經營，是台灣歷史的關鍵環節。
從天啟六年到崇禎元年，閩南地區連年大旱，百姓民不聊生，鄭芝龍趁機招撫了泉州數萬災民到台灣墾殖。這一舉動，包含了鄭芝龍很深的思考。
崇禎元年，鄭芝龍由海盜身份被招撫為都督同知
也由亦商亦盜時在各方勢力周旋的立場轉為
明王朝抗擊敵寇的精英水師
當時台灣還有很多原住民王國存在，以鄭氏自身的力量無法對抗。而且荷蘭殖民者已經將觸角伸到了台灣海峽，鄭芝龍必須迅速將自己武裝起來，吸引更多漢人加入他的陣營，來準備將來可能的戰鬥。
此外，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倒逼海盜團伙們團結一致開發台灣。只要這些災民跟了鄭芝龍，就沒有了回頭路，回去也只能被大明當做反賊清算。
雖然災民海盜願意去投奔鄭芝龍
但畢竟戰鬥力和裝備都有限
鄭家還是採用了很多歐洲技術和僱傭兵
在對荷戰役中屢屢取勝
經過幾年的經營，鄭氏在台灣已有兵員3萬、船隻千餘艘，是台海地區首屈一指的軍事力量。同時，台灣島大片未開發的土地也不斷吸引着福建沿海地區的百姓。漢人遷台就以這個事件為起點，如滾雪球一般，規模越來越大，人數也越來越多。
在日本人眼裡
鄭芝龍是個狠人，連“海魔”都劫
鄭氏父子視台灣島為自己的基業，鄭芝龍北上被清廷控制以後，鄭成功繼續擴張其在台灣的力量。驅逐荷蘭殖民者，打擊並團結當地的原住民勢力，建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王朝——明鄭。
位於台灣赤崁樓的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雕像
由此開啟了明鄭政權對台統治
稻蔗豐產
從明鄭時期，到後來台灣納入清朝的管理體系，漢族移民不斷遷往台灣地區進行拓殖墾荒。在此過程中，漢人帶去了大陸先進的農業文明，並在全島範圍內進行傳播。
最早得到開發的是台灣的嘉南平原。根據林謙光的《台灣府紀略》記載，“種植五穀雖與中土同，而一年唯秋季一收，阻飢之患所不能免，幸有薯芋之類足以果腹”。
後來又建了嘉南大圳
現在，嘉南平原是台灣最大的穀倉
這就是說，台灣同大陸所種植的農作物類型此時已經十分相似，都以水稻、粟、麥、稷等為主，但是一年只收成一季。然而一年一熟的作物熟制，產量無法保證民眾的口糧，所以仍需要薯類作物來果腹。至於棉、麻等紡織手工業原料，則仍需要大陸方面來供給。
在右先方遺址
出土了台灣至今最古老的稻米化石
到清康熙年間，台灣的農業生產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發展。外加後來明鄭降清，以及朝廷對台開發，都加強了兩岸的交流力度。
澎湖戰役之後，清軍登台
台灣作為福建省的一部分併入大清版圖
（清代台灣省行政廳西門）
除了嘉南平原之外，屏東平原和中部山地地區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開發。糧食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在豐收年份還可以有餘糧輸送到大陸。藉助台灣島優越的水熱條件，甘蔗種植產業逐漸興起。康熙年間，台灣島每年能向內地供應54000噸的蔗糖。
壓榨甘蔗的石車
在當時，全台灣的糖廍能有1200多所
當時，台灣南部地區主要種植水稻，已經可以一年兩熟。北部地區開始出現麥類作物的規模化種植，大麥、小麥、蕎麥均出現在了台灣北部居民的餐桌上。北部地區的開發主要集中在盆地和平原地區，包括台北盆地、蘭陽平原、埔里社盆地等地。由於早稻、麥類混作，所以台灣島在秋季的晚稻還未成熟的時候，也不用擔心糧食供應問題。
現在台灣也不定期組織割稻趣味體驗
大家一起來割稻
此時的台灣島內，南部平原生產晚稻、蔗糖、油料作物和熱帶水果，北部盆地生產雙季稻、麥類的農業地理格局已經形成。隨着南北農產品交易日漸頻繁，糧食生產在時間互補，使島內逐漸脫離饑荒時代，走向相對豐裕的平穩發展時期。
原住民的退卻
隨着台灣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業對於土地的需求也越來越旺盛。但耕地僅僅局限於南部平原和北部盆地，廣大的中東部山地卻沒有被利用起來。
清朝中葉，台灣島上大部分土地都還在原住民的手裡。清代官方檔案文獻中，稱台灣原住民為“番民”。按照漢化程度被分為“熟番”和“生番”。
從地形到生產方式，到“番民”界限，高度一致
（底圖：NASA）▼
如何對待和管理原住民問題，是清政府治台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後來北美針對原住民的血腥屠戮不同，那時儘管漢民和原住民偶有衝突，儘管移民也要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但是清政府及漢民始終保持了相對文明的做法。
清朝時期以狩獵為生的原住民
（圖：John Thomson /Wiki）▼
清政府對原住民及原住民土地的政策主要有三種，在不同階段分別實施了勸墾番地、開山撫番和開禁招墾的政策。推動了台灣原住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對化解族群衝突和促進民族融和起到了積極作用。
牡丹社事件讓清廷的治理方針由消極轉為積極
台灣作為邊防地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遂修建了三條貫穿台灣東西的橫貫道路
到後期，漢人與原住民的關係有了很大改善，雙方都對彼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認識。私下和原住民訂立契約的私墾逐漸成為主流。這種私墾十分文明，雙方在官府的督查下訂立文書，番墾、組合經營、官督番墾的形式，在台灣全島興起。
為了防止私墾也出現矛盾
還立有《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
以大山脊分水為界，山前歸漢人，山後則屬原住民
時間長了，雙方也生出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移民數量越來越多，很多閩南地區的百姓攜家帶口陸續遷到台灣。所需要的土地也越來越多，而且長期向原住民交租也難免有摩擦。地主和佃戶之間的階級矛盾，漢族和原住民之間的民族矛盾共同激化。
首位台灣本籍進士鄭用錫
為此特作《勸和論》，文章中寫到
人變得好鬥，就是從劃分族群地域開始的
而這在台灣很嚴重，特別是在淡水很嚴重
漢族移民利用自己人數上的優勢，脅迫原住民將土地典賣給自己的事件屢禁不止。200多年間，原住民不斷失去自己的土地，導致“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十一於千百”。這個過程中有經濟糾紛，也有暴力衝突。
漢人在人數上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
清朝時期，大武壠族主導的大庄事件
邵族頭目主導的骨宗事件等都是原漢衝突
結果就是，漢人大規模遷台的300年間，原住民在分布上逐漸由台灣全島向東部山地退卻，人數上，至今，台灣人中閩南人佔七成，客家人佔兩成，剩下一成絕大部分為解放戰爭後進入台灣島的外省人。原住民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幾乎降為0。
為安置遷台老兵興建了大量村落
也就是現在被當作文化遺產的“眷村”
蔣氏父子時期，外省人一般被視為精英群體，掌控了台灣島內的政治經濟權力。而農業生產主要是閩南人在做，長期以來兩個群體之間也生出了抵觸情緒。今天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中，也有很明顯的群體陣營劃分。如閩南人八成支持民進黨，客家人大多支持國民黨，外省人和金門、馬祖居民則是國民黨的鐵票倉。
原住民群體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不過隨着台灣新一代“天然獨”的年輕人成長起來，原住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有被拔高的趨勢，相反外省人則慢慢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了。
參考文獻：
1.《近400年來台灣地區農業地域差異研究》，趙桂芳
2.《清代台灣開發史上的個體開墾者》，周翔鶴
3.《試探福建移民對台灣的拓墾和開發》，何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