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2022年05月18日06 版
站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60米高的起点，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向前可以看到高耸的摩天大楼，身后是北京的西山，出发，滑行，腾跃，当谷爱凌在空中跳出夺冠的四周半转体时，她的背景则是一排充满科幻气息的灰色冷却塔。
这样的“混搭”风格，只有在北京首钢园区才能看到。
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永久保留的大跳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它是“本届奥运会最壮观的场馆之一，堪称城市复兴的一个范例”。
在改造之前，这里是首都钢铁厂的工业遗址，一场世界盛会唤醒了这个钢铁巨人，最顶尖的运动员在这里腾跃翻转，首钢园区成为文化创意、休闲娱乐、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体育培训、会展服务于一体的新区域。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的铜牌获得者亨里克·哈劳特说：“我认为这个跳台和一切都非常好，非常漂亮。我认为，他们把一个以前没那么漂亮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更好看的地方，这很了不起。”
而这样成功改造的工业遗产并不多，上个世纪涌现的工业老厂房，正因为不够“老”而得不到保护，不够“年轻”而在慢慢消失。
消失的工业遗产
在被正式列入工业遗产名录前，这些老厂房常常陷入拆除还是保护的尴尬境地。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韩晗的家乡在湖北黄石，他回忆他主持过一项对黄石工业遗产态度的调研工作，“有些市民直接表示，这些建筑就是垃圾，毫无用处。”韩晗说。在大多数受访市民眼里，遍布着锈迹的老厂房就像一堆破铜烂铁，外墙风吹日晒后，早已斑驳，龟裂的管道像“老年斑”一样。
韩晗的记忆中，工业遗产是很具体的，是童年寒暑假时“大伯的武锅宿舍”，是孩童时与祖母一起去看烟囱冒烟以辨风力的温情。他曾为了保护两栋“苏联专家楼”，向媒体寻求过帮助，但铲车还是让老建筑转眼坍塌成灰。
2017年，曾是南京市抗日战争期间重要的难民避难所、著名的民国建筑“和记洋行”，在改造过程中，7栋百年历史的厂房有6栋被拆得只剩下一两个外立面，就像纸片一般站立着，遭到群众举报后，文物执法部门紧急叫停，但拆除已经近乎完成。
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创办于1922年的温州陶化罐头厂在被专家列入“工业遗产名录”时，发现厂区已被纳入拆迁范围；西安的“苏联专家楼”的墙上被画上红色的“拆”字，拆除前，知情人士在网上感叹道，“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这个城市工业化的源点即将成为废墟，要留念的人抓紧去吧。”
有网友在新闻下留言，“这些‘新古董’不值钱又不好看，还占地。”事实上，对工业遗产的去留一直存在争议，一类是主拆派，坚持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告别，重新利用土地价值，一种是保护派，留住城市记忆和工业历史，他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知道‘麦当劳’，但不知道‘汉阳铁厂’，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大部分工业遗产存在的时间短、知名度低。2021年，第五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公布，但普通人说得上名字的没有几个。到现在，全国工业遗产的“全部家底”没摸清，数据库没有完善，有些消失的工业遗产，甚至还没来得及被记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评出的1154处世界遗产中，中国的工业遗产入选数量为零。
随着老厂房衰败的，还有附近工人和家属居住的住宅区。成都金牛区的一个工人村里，51栋低矮的建筑拥挤在一块，墙皮脱落，几十根黑色电线裸露在空中，交错盘结，经过阳台的电线，有时还晒着被子，到了晚上，巷子两旁停满了收摊的“凉皮”“炒面”三轮车，网友称这块区域为“北部叙利亚”。
有租客主张工人村应该“拆完省事”，但也有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退休工人主张还是改造好，“拆了我去哪儿？我就习惯了在这里生活。”
对于78岁的武汉人李勇来说，工业遗产是“拆了就再也没了”的存在，他曾是武汉市既济电厂的工人，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无论再怎么复原，也不是原本的了，”和一个清朝的瓷器被打碎了一样。2014年拆迁的时候，他在现场拍下了一张图片，但手机换了一部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房价越来越高，城市更新需要土地
城市建设需要土地，工业遗产占地广，且大多处在城市的“黄金区位”，交通便捷，是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宝地”。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制造业工厂在深圳出现，推动经济大步向前发展，之后，深圳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工厂大多倒闭，当时房地产行业流行的做法是，开发商清除掉原来的工厂，再拍卖土地取得暴利。
据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市现状工业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积约31.66%。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互联网大厂的写字楼越来越高，外观破旧的老工业厂房，在一众玻璃反光的高楼大厦中显得尤为突兀。
米阳文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他发觉每座城市都越来越相似，商业化的玻璃幕墙高楼遮盖了城市的特色，他认为，这种“千城一面”和早期政府缺乏工业遗产保护意识有关，“历史风貌都慢慢没了。”他形容他接手改造的“武昌第一纱厂”是一座差点被拆掉的城市“孤岛”。
韩晗说，现在仍然会有人质疑工业遗产存在的必要性，“许多地方经济状况堪忧，土地开发是地方政府收入大头，因此根本顾不上保护工业遗产。”甘肃的兰州石油机械厂有个上世纪50年代的大厂房，是苏联援建的风格，很珍贵，但如果要划为重点保护单位，那个范围会和当时正在修建的地铁冲突，最后的结果还是老厂房让位、搬迁。
近十几年来，北京拆除了近2000万平方米本可以改造利用的工业建筑。“特别可惜！”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委员刘伯英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建筑群，等有一天全拆光再想复建，几乎是不可能了。”
部分工业遗产能够被拆除，和产权制度也有关系，有些工业遗产的所有权人还是有存续期的企业，工业遗产基本上不能生产，企业最快的变现方法就是变卖废材，出售土地。
资金也是一个问题，据《中国煤炭报》报道，位于河北的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前期筹资达3亿元，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近2000万元，对比于国外巧克力、冰淇淋工厂，矿山公园后期想要靠运营吸引足够的游客，把成本收回并不容易。
此外，工业遗产也存在着过度开发的情况，诞生过“蚂蚁啃骨头精神”的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老厂房在改造时，地面全部用大理石铺装，内部灯光明亮，只保留了几个钢管雕塑来表现这里的工业氛围。
米阳文介绍说，部分工业遗产已经多次开发利用。武昌第一纱厂因独特的英式建筑外形得以保留，后依次被用作小区的售楼部、业主的活动中心、银行办公楼，等他开始参与改造时，发现老建筑已经被做了一些“不适当的改造”，比如，原本讲究的空间布局被吊顶隔断，变得“现代”起来。
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了《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虽然明确了工业遗产的价值，但在具体实施中，难以覆盖到城镇的每处遗产，不少工业遗产在价值评估和规划方案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已经被逐利的企业推倒重建。
改造后，被人遗忘的失败
被人关注到的工业遗产，大多是经过改造过的。
“工业遗产的改造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米阳文说，新与旧的平衡、商业与艺术各自的比例、政府的规划条例、遗产所在的地段、改造后的功能等，在将武昌第一纱厂改造为武汉bighouse当代艺术中心的过程中。他甚至需要比照当时不完善的条例去了解工业遗产的消防间距，“如果想做一些有亮点的，可能就和政府的现行规范冲突了，成了违章建筑，这个平衡点特别难找。”
北京的798艺术区，是原来的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改造后，老厂房的红砖墙上漆着各式的彩色涂鸦，100多家艺术机构进驻，售卖着书籍、咖啡、黑胶唱片等，游客在形态各异的雕塑旁拍照，打卡。
但这样长期“幸运”的工业遗产并不多，“大华1935”“南京1865”“新华1949”像“复制粘贴”般出现，各地清一色的“玻璃+红砖+混凝土”的文艺工业风，很多游客发了这类朋友圈：“这是不是同一个园区？”并配上了两张相似的图片。
在武汉，用软件搜索“工业遗产打卡”，会出现古田四路的“江城壹号”文化创意园，正门处摆放着一摞高高堆起的汽车，象征着前身是武汉汽车厂的历史，2013年开业，投资1.55亿元，被称为“武汉798”。
近10年过去，园区成了一座“半空城”，生长茂盛的藤蔓植物遮住了炸鸡店招牌，临近饭点，系着白围裙的老板坐在门口玩消消乐。
“生意不好，以前人多，现在没什么人了。”老板周军说，“冷库里的鸡肉还没卖完就过期了，我们做完这个租期也不做了。”周军是2013年年底入驻“江城壹号”的，当时妻子迷上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炸鸡和啤酒”成了年轻人的新喜好，夫妻两人离开了原来的服装加工厂，为新店铺做打算，
“当时吃炸鸡要排队的。”周军有点得意，生意最红火时下午4点才顾得上吃中饭，不停地给鸡肉裹粉、上浆、炸制，油锅3小时没冷过。 而至于炸鸡店与工业遗产有什么关系，周军谈不上来。
而现在，园区已经搬走的咖啡店里散落着木制画架、桌子上的假花落满了灰，关闭的展厅门口堆着几瓶干了的油漆罐。
“都是年轻人三三两两地来，拍照，吃饭。”周军回忆，尤其是对面的欢乐小马影城，电影散场后，店里客人最多，如今，外墙斑驳的“欢乐小马影城”连同儿童乐园早已关闭，追逐打卡时尚的年轻人又去追逐新的打卡地。
在点评网上，对“江城壹号”的评分也大多为三颗星，“看起来萧条”“除了门口的汽车柱没什么汽车厂的特色和创意，不像工业遗产，像倒闭了的商业街”。
“披着文艺复古外套”的工业遗产经历了短暂的热闹，再次回归荒芜。韩晗称这样的情况为“二次废墟化”，在全国各地很常见，这样粗糙的商业化改造没有考虑遗产历史，忽视了当地居民的需要，游客的“一次性消费”后，售价35元一杯的拿铁一天卖不出一杯，“周围居民不会买账的”，当这个网红打卡地过气后，有居民的小孩在随地小便。
更严重的是，转型失败后，招不到商的负责人让印刷厂、小型电子厂入驻这里，空气中飘着一股油漆味道，老厂房转型的结果是又变成了新厂房。“第二产业的回流，造成的‘二次废墟化’无法弥补。”韩晗说。
米阳文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二次废墟”和改造项目本身没有追求多元发展也有关，“全部做餐饮短期内肯定好赚钱，但没有长期的吸引力，自然就被淘汰了。”
工业遗产应当结合历史，艺术与功能去建设
英国文化历史学者罗伯特·休伊森总结过，“100根工厂烟囱是繁荣时的污染，10根冷却的烟囱却是丑陋的眼中钉，最后一根工厂烟囱受到了拆毁的威胁，却成为过去工业时代骄傲的象征。”
国外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进行得比我国要早，发展利用的模式也成熟不少。德国柏林的鲁尔工业区是国家名片，许多游客专门奔着“工业旅游”而去，功能性的再利用也得到了周边居民的认可，太空展览馆是废弃的储气罐，起重架的高墙和煤渣堆则成了攀岩训练场，潜水训练基地是旧炼钢厂的冷却池，当年的工人挂上工牌，成了导游。
工业遗产的改造是第二产业的升级，和艺术密切相关。美国纽约的SOHO文创产业商业街区，前身为50多座铸铁工业的厂房，现在已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商业大道。英国伦敦的克勒肯维尔，从废弃的工业仓库改为独具工业美学的公寓或办公楼，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入驻，现在这里被称为“创意圣地”，是世界上每平方英里创意公司和建筑师最密集的地区。
在数量上，我国的工业遗产并不逊色，韩晗调研发现，仅武汉的主城区，就存在着近400个工业遗产点，质量上，改造成功的也不少，“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及其周边建筑是汉阳铁厂更新而成，武钢一号高炉的工业遗址也建成国家公园对公众开放。
武汉的bighouse当代艺术中心如今成了周围居民的“文化社区”，米阳文坚持举办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灯光秀、电影放映会等，他认为工业遗产“不是一撮人的专属，而是一个让不同地方、不同爱好的人都融入进来的地方。”他同时也在探索工业遗产的营利模式，如何可持续地投入更新，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是他想要继续做的事情。
“这些工业遗产孕育了武汉的城市精神。”韩晗举例，重工业的“硬气”和轻工业是不一样的，他在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工业遗产是根源于灵魂、血脉与精神当中的潜意识。”群众平常生活中可能没有意识到，不会主动去保护，但真要拆了，总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对于工业遗产来说，保护不是放在玻璃陈列柜里，并放上“请勿触摸”的牌子，而是加之功能性的利用，韩晗说：“事关城市文脉传承，要让熟悉这个城市的人参与开发，前期要充分调研，让市民参与整个改造的过程，听他们的意见。”在他看来，没有在当地生活过的人，难以理解工业遗产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侯华梅等提交了《关于对工业遗产进行立法保护的议案》，主张在立法层面推进这项工作。
“工业遗产本质上是人类从高碳排放行业向低碳行业过渡的产物。”韩晗说，制造业向文旅产业的转变并不代表工业文明的衰落，相反，这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最好的结果是通过改造让工业遗产变为一个公共空间，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其实，它自身就有生命力，再一次去武汉的“江城壹号”时，两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搬了个折叠的小桌椅，在搬走的店铺旁专心下象棋，时不时有行人停下来围观，他们是住在附近的退休老人，“这里比较近嘛，又安静，”春天几场雨过后，这些废弃的网红工厂四周又长出了绿色的野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