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安娜伊思·马田（Anaïs Martane）
撰文｜董德（特约）
21世纪初法国留学生安娜镜头下，野孩子般的中国独立音乐人群体
早在成为演员刘烨的妻子前，法国人安娜伊思·马田（Anaïs Martane，下称“安娜”）就已经熟识中国。曾在北京的媒体任职摄影师多年的她，拍摄过21世纪初中国的巨变。2002年至2005年，安娜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独立音乐人，记录下他们刚刚起步时的故事。
不过，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影像记录不同，这些照片本意并不是为“新民谣”撰写编年史，而更像是在特定时空下写给一群特定音乐人的散文诗。它的意义不只是这些音乐人的私人记忆，更因为他们的音乐在时代巨变中突显出来的艺术价值，从而具有了公共层面的观看意义。
我眼望着北京，弹琴把老歌唱——Se reconnaître
河酒吧，这个位于北京三里屯南街、短暂存在于21世纪头几年的小酒馆，对安娜，对野孩子乐队、万晓利、小河等音乐人，对中国独立音乐，都是个绕不开的名字。
2002年1月，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
2001年，为了有个固定排练和演出的地方，野孩子乐队“凑了10万元”，开了这间在当时并不起眼的小酒馆。那个时代，北京适合乐队演出的酒吧非常少。很快，河酒吧就成了许多地下摇滚乐队、原创歌手的聚集地。崔健、舌头乐队、谢天笑、赵已然、张玮玮、郭龙、万晓利、小河这些音乐人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或常驻、或客串。每逢周末，酒吧内外都挤得水泄不通。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在一个（小）城市里找不出几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弹着吉他坐在马路边上，就代表着没有工作，是个混混。年纪大点的人直接就（说你）是流氓。那会儿支持你（做音乐）的力量源只有一个，就是北京。”张玮玮在安娜的这些照片前回忆道。
世纪之交，许多和张玮玮一样、来自小地方的音乐人汇聚到了北京。河酒吧，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我们）冰天雪地坐着公交车，经过很长时间到了河酒吧。看到河酒吧灯光的那一眼，整个人就像花开了一样。”张玮玮每次回忆河酒吧的故事，都无不感慨。
2003年1月，北京河酒吧，赵已然生日。
2003年，北京河酒吧旁的餐厅里，郭龙和朋友酒后热舞。
也正是2001年，留学生安娜来到了河酒吧，认识了“生存”在这里的音乐人。“音乐是我最大的爱好，从小就是。”在北京读书期间，安娜和友人会四处寻找音乐现场。第一次走进河酒吧的时候，“那感觉太美妙了，它让我完全沉浸其中，仿佛来自远方，又仿佛是我已经熟悉的东西，用法语来说，就是我们认出了彼此（on se reconnaît）”。
“安娜说，是因为遇到我们，她才有了留在中国的念头。”张玮玮写道。
“我记得留学了半年时间，没有交到几个（中国）朋友，大学生的状态和我的状态不太一样。但是，这帮搞音乐的不一样，他们就跟着自己的梦想走，不太愿意走大多数人的那条路。”安娜回忆。2002年，她作为媒体摄影师重回中国，开始举起相机，记录起了这群人的生活，“我跟他们很像，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见月亮——S’accompagner
小河在回忆河酒吧那个年代时，写了首诗，反复提到“瘦”这个字。的确，在安娜的照片中，在张玮玮、郭龙、万晓利、小河等一众音乐人的那段青春岁月里，他们一个个光着膀子，瘦骨嶙峋。这种瘦不仅仅体现在身形上，也体现在物质条件上。单店、天通苑、霍营……这些音乐人大多住在当时北京的远郊，“（生活）非常苦。小河和万晓利住在毛坯房，墙没有刷，床垫都是放在地上”。
2002年6月，北京天通苑，小河家。
但在那个消费主义还没有大行其道的年代，安娜见证了这些音乐人清瘦背后的韧劲，“他们一直没有停下来，不停地去创作、去做专辑。去吃苦、去抑郁，不找借口，没有工作。没有人录他们的专辑，他们就自己录。”安娜回忆道，万晓利当时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一家人挤在毛坯房里，平时在家不穿T恤，瘦瘦的，就坐在他的小房间，在电脑上不停地弄他的专辑。
2002年6月，北京天通苑，万晓利和女儿万畅在家。
“（周三）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小河叔叔（去河酒吧），摩托车也不太好，有时候真的会掉链子，常常要跑很远去捡链子。”万晓利的女儿万畅写道，“除了驻唱，爸爸就在家里练琴，写歌，用电脑学习制作音乐……虽然家徒四壁，但我依旧觉得那时候很幸福。”
“小河的家特别美。”安娜回忆，“（虽然）什么都没有，桌子是从马路上捡的，但摆放方式很特别。屋里贴满了他写的书法，还有一面墙贴满了车票，贴的方式就像一件艺术品。”
张玮玮回忆那个时候每次遇到小河的感觉，更是用了一个诗意的比喻：“我一看到他，就像喝了一瓶白酒一样，看见他我就起飞了。”
2003年3月，北京单店 ，郭龙和张玮玮搬家之前。
正是在这种物质艰苦但精神富足的条件下，小河和万晓利分别制作出了《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和《走过来 走过去》两盘在中国独立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专辑；野孩子乐队、张玮玮、郭龙等音乐人，也在一场一场的酒吧演出中，渐渐地有了一批稳定的听众。
2004年，因野孩子乐队核心成员小索的去世，再加上三里屯街区改造，河酒吧停业了，但中国独立音乐渐渐“从困境走到了光明”。“他们一直在创新，他们的音乐舞台不断扩展。”安娜总结道，“他们的音乐是了不起的。（他们的音乐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努力了20年，快30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2002年1月，北京某录音棚，野孩子乐队张玮玮（右）、陈志鹏。
2004年11月，北京霍营，音乐人张玮玮在家。
2005年7月中，北京菊儿胡同，安娜和王凡、张玮玮录制歌曲。
“另一个原因是时代。”安娜认为，“（这些音乐人）碰到属于酒吧歌手的年代。（这个时代）之前，音乐人只能通过唱片公司做专辑；之后，互联网平台又开始快速发展。2004年、2005年、2006年，他们在全中国巡演，（通过现场音乐）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乐迷。”
2003年3月，北京好运酒吧，冷血动物乐队演出。
我走过了生活， 我仍然在歌唱——Se prolonger
2006年，很多音乐人搬家，安娜也在做摄影之外的工作，慢慢停止了对他们的记录。不过，这份友谊延续了下来，从未中断。2018年，安娜和小河、张玮玮、郭龙成立了一支乐队——“河乐队”，队名正是致敬他们在河酒吧的岁月。
时至今日，一提到河酒吧的老朋友们，安娜就特别开心，“（他们）被很多观众熟悉，甚至视为偶像。当然不是变成最有名气的流行歌手。但中国够大，有那么多人在听他们的歌。我作为旁观者，觉得太好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一个乐队，是所有人都起来了”。
2003年3月，谢天笑在排练中。
2003年4月，北京天通苑，郑志勇。
事实上，中国独立音乐从小众圈层走到大众的视线里，离不开音乐综艺节目的推波助澜，但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居多，圈内颇有争议。“我们（河乐队）放弃了《乐队的夏天》，现在我觉得太可惜了。当时每个成员都在忙自己的事；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不习惯去宣传自己，他们演出的时候都不敢多说一两句话，都觉得好尴尬。”
安娜对音乐综艺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后来野孩子乐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还有木马、五条人，演出票房就好起来了，用英文就说virtuous cycle（良性循环）。而且这种综艺节目在其他很多国家没有。在法国，摇滚、独立音乐、朋克什么的，是不可能被这么多人发现的……（这些综艺节目）也不会把他们的音乐变坏，反而节目的录音质量很好，像《我们民谣》录音的质量就特别棒。”
2021年，河乐队决定拥抱音乐综艺，邀请老狼一道，录制了《边走边唱》节目，并且上线了当时正在快速崛起的短视频平台。面对被一些音乐人视为“洪水猛兽”的短视频，安娜依旧乐观，“即使发展到AI时代，我觉得人们最后还是会喜欢聚在一起，去一个小地方，在一个舞台上，听一些人唱歌。这个是替代不了的。人的所有感觉，就是鼻子、眼睛、耳朵这些感觉，应该是替换不了”。
2001年6月，北京三里屯南街，张玮玮。
“比如现在（线下的）音乐节越来越多，发展越来越好。”安娜进一步解释，“去年我们（河乐队）在昆明参加了一个咖啡音乐节，现场都是一些做咖啡的小公司，无数个乐队过来。中国人太有想象力了。”
虽然在业内，一些人认为短视频已经对音乐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安娜对这些独立音乐人很有信心，“只要是这些音乐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没问题，我就不担心（他们的未来）”。
不担忧未来，也不沉溺于过去。“（对河酒吧的那段岁月）怀念，也不怀念。经历了那些，我觉得很幸福，但是现在也很好。我刚刚去听了野孩子乐队的演唱会。在北京跟玮玮、郭龙聚会，我说现在我们快50岁了，觉得以前在河酒吧的岁月很牛，等我们快70岁的时候，又会觉得我们40岁的时候多牛。”
2003年，安娜自拍。
安娜和这些老友在做河乐队的时候就有一个约定，“每年要聚在一起演出一次，一直到99岁。（至少）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做到了”。
注：小标题改自野孩子乐队《眼望着北方》歌词
图片编辑 |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