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周刊》 2026年01月26日第04期
文｜财新周刊 康佳
在江海洄游的路途中，是哪些“开关”改变了国宝鱼的生命轨迹？又该如何为这尾古老的大鱼打开生机？
2025年11月的宜昌，整座城市已染上秋意，叶子变成红色或黄色，一落地便被迅速扫起。天气晴好，山坡上星星点点搭起了帐篷。
站在江边，危起伟无心赏秋。听到当日的江水温度仍高达21℃，他皱起眉头，难掩烦躁。水温是影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产卵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它产卵的水温上限是20.2℃，以前一进入10月，我们就要开始中华鲟产卵调查。现在温度一直降不下来，这项工作要推迟一个月，有时候要一个半月。”
危起伟生于1960年，从1984年进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下称“长江所”）工作，一直从事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的研究保护工作。2007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中华鲟物种保护技术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而被媒体称为“中华鲟之父”。2003年，危起伟救护、放归了人类视野里的最后一尾白鲟，并在17年后长江“十年禁渔”开始之际，和他的长江所同事们推导出白鲟已灭绝。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正式宣布白鲟灭绝。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鲟是幸运的。白鲟灭绝后，中华鲟成了长江中最大的鱼，常见个体体长0.4—1.3米，体重50—300千克，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与白鲟等悄无声息灭绝的物种相比，中华鲟的保护经过长久、持续的关注和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过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并被确定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救护对象。人工繁育的成功也为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
2025年11月5日，湖北宜昌市葛洲坝下。图片中右侧为葛洲坝下河势整治工程中所建设的900米长、52米高的隔流堤，它正位于中华鲟的产卵场。图：康佳
2025年12月7日，湖北宜昌，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联合省内高校科研人员，在胭脂坝右岸汊河内通过开挖明渠、设置拦网等方式，在自然水域搭建专属“产房”，开展中华鲟产卵实验。图：刘曙松/视觉中国
不过，中华鲟的命运又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洄游到长江上游才能完成繁殖，产后待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但水利、航运、污染及沿岸经济活动，让它野外自然生存的时间与空间愈发逼仄。水利工程的建设让它失去了大多数“产房”；水库产生的滞温效应亦使它适宜繁殖的时间窗口缩减。
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生活在长江口外浅海域的中华鲟溯流搏击3000余公里，回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危起伟亲眼见证这个数字下降至2176尾、292尾、106尾、27尾……至2024年，这个数字来到令人窒息的10尾。随着洄游群体的崩溃，中华鲟的自然种群延续能力也在丧失——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17年之后，长江中再未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
尽管如此，2025年11月10日，由长江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下称“水生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以及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峡集团”）下属中华鲟研究所（下称“中华鲟所”）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队，还是如往年一般开启了例行的2025年中华鲟自然产卵监测，长江所研究员杜浩负责统筹协调。
人们在心底企盼着奇迹能够降临。
约2.5亿年前，地球上就有了中华鲟的祖先，它目睹了恐龙的灭绝，作为地球上的“幸存者”，见证了青藏高原的隆起和云梦泽的消亡。但在短短40多年间，野生中华鲟的生存状况急转直下，群体数量岌岌可危。IUCN发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中华鲟已被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
1998年11月6日，湖北宜昌，科研人员在长江中捕捞野生中华鲟，用于繁殖研究。图：李新风/视觉中国
我们试图回溯中华鲟的保护历程，探寻在江海洄游的路途之中，究竟是哪些“开关”改变了国宝鱼的生命轨迹。而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为这尾古老的大鱼打开生机。
惟一的救鱼对象
湖北宜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座城市的宣传标语——“宜昌，一座来电的城市”。宜昌位于长江边，至2023年，该市以0.2%的国土面积，装备了全国7%的水电装机容量，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位于宜昌境内，“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就在宜昌市区。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长江流域规划中，葛洲坝被选定为三峡工程的反调节工程。因大坝形成的物理屏障阻断长江的自然流态，会对水生生态、渔业资源产生巨大影响，“救鱼”问题几乎在同一时间引发关注讨论。
毛泽东于1964年提出“兴修水利要救鱼、救船、救木”。此时长江淡水鱼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其保护事关全国。
矛盾的焦点首先落在四大家鱼（青、草、鲢、鳙）上。据水利部等单位1989年编纂的《葛洲坝工程重大技术问题讨论文集——救鱼》（下称《救鱼》）记载，195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为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办”）等单位调查后认为，宜昌上游有全国最大的四大家鱼产卵场，建议修建过鱼设施。
1960年，水生所等机构在覆盖全长江的《长江青、草、鲢、鳙产卵场总报告》中得出了不同结论，认为四大家鱼在中下游广泛水域均可产卵，“毋需设置过鱼设施”。这一分歧，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科学论争。
1970年底，葛洲坝工程获批动工。同年，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现场审查会议召开，《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过鱼建筑物设计报告》记录了会上两种主要观点：一方赞成修建过鱼建筑物，认为过鱼设施对中华鲟、达氏鲟、白鲟等濒危鱼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也可让鳗鲡（鳗鱼）索饵育肥，让四大家鱼和铜鱼、鳊鱼、刀鲚等洄游产卵；一方不赞成修建过鱼建筑物，认为上下游亲鱼产卵场众多，过鱼设施投资巨大，但效果不足10%。
之后多年，有关部门多次开会讨论葛洲坝的救鱼对象、救鱼方法等。据1979年9月长江葛洲坝工程救鱼问题讨论会会议纪要，各方当时在救鱼对象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认为四大家鱼、铜鱼、鳗鲡等均毋需专门救护，“长江鱼王”白鲟虽被反复提及，但因对其生殖洄游习性尚不清楚也未被明确列入，最终锁定的救鱼对象是中华鲟。
这主要基于中华鲟江海洄游的特性。它在长江上游出生后，幼苗降河入海成长栖息，最长可活40多岁。等达到性成熟（雄鲟8—18岁，雌鲟14—26岁），又逆流而上至长江上游，繁殖产卵后返回大海，如此往复世代轮回。
中华鲟是长江中仅次于白鲟的大鱼，是渔民口中的“千斤腊子”，一尾中等体型的中华鲟有三四米长，要五六个人才能抬起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拯救这尾大鱼？至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大江截流工程合龙时，仍没有一个明确结论。长办预留了一个机组的位置，为可能采取的过鱼设施留出空间。
1981年1月，隶属于原国家水产总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钱志林、庄来生和中国环境保护学会理事马锡栋等8名专家联名发出紧急呼吁，称“像中华鲟、白鲟、白鱀豚这些珍贵稀有的物种，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遭到灭绝，不仅会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并将永远遭到子孙后代的谴责”。同月，《光明日报》报道了葛洲坝鱼道一事，“是否要给中华鲟修鱼道”引起广泛讨论。
据《救鱼》一书披露，1978年，原国家水产总局一份针对葛洲坝水利枢纽救鱼措施的意见中强调，中华鲟的价值不是普通的经济账可以算出的。它是中国特有的珍贵鱼类，数量稀少，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活化石”，在科学研究上有重要价值，破坏它会产生其他生态方面的连锁反应。修建过鱼设施不仅可保障中华鲟本身，还可惠及其他洄游鱼类。原国家水产总局的意见是“两条腿走路”——以尽快建造过鱼设施为主，辅以人工繁殖研究。
1980年12月26日，长办在回复原国家水产总局的一份意见中提到，中华鲟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产卵量大质美，若人工繁殖成功，发展前景很大，应当加以保护并开展研究工作。长办的意见是，救护中华鲟的根本途径是人工繁殖。
水生所总体支持长办意见，余志堂等人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对长江鱼类资源的预测》中表示，在经济鱼类中，葛洲坝对中华鲟的影响可能是最严重的，但“全世界共有鲟鱼17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哪一种鲟鱼由于兴建水利工程而绝种的事实”，其结论是：保护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人工繁殖和放流解决中华鲟问题。
2025年11月5日，湖北宜昌市灯塔广场，危起伟参加一场中华鲟的放流活动。当天一共放流了中华鲟1024尾，他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华鲟的濒危状况。危起伟一直从事白鲟、中华鲟等珍稀鱼类的研究、保护工作，被媒体称为“中华鲟之父”。图：康佳
原国家水产总局认为，“任何一项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不可能用现实的技术经济加以代之”。
翻阅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对于中华鲟的价值认识和保护途径，两种观点的分歧不仅表现在是否应该修建过鱼设施，其保护逻辑就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也贯穿到后续其他项目的论证和决策中。比如原国家水产总局在此次辩论中率先提出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必须做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议，20多年后，《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
原国家水产总局之后上书中央。《救鱼》披露，1981年1月15日，中央最高层批示要求国家水产总局研究，国家农委召集专家论证，提出解决办法。当年2月，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在会上表示，需研究清楚中华鲟的生态习性，搜集国外救鱼方向资料，基于确切的根据得出结论。大坝截流后，长江水文已发生明显变化。国家农委部署对截流后的产卵场变化进行调查，了解中华鲟是否存在性腺衰退等情况；同时，要求水产部门加快研究中华鲟的人工繁育问题；又派出两组人马，分赴美国、苏联调研鱼道的技术和应用效果。
1982年3月，水生所在葛洲坝下的沙市江段采集到中华鲟幼鱼10尾；当年夏天，又在长江口采集到了中华鲟幼鱼120尾，经鉴定都是在1981年秋季出生。这说明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仍能在长江自然繁殖后代。
1982年秋冬的中华鲟产卵季，水生所在宜昌江段捕到了46尾刚吃下中华鲟鱼卵的铜鱼，之后又在下游约20公里捕捞到了中华鲟的幼苗。同期，长江所亦捕到数尾吞食中华鲟卵的铜鱼。这进一步说明中华鲟能在葛洲坝下的江段完成自然繁殖。
调查结果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1982年12月24日，国家农委、水利电力部和农牧渔业部根据上述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对中华鲟的救护措施可以不考虑修建过鱼建筑物，以免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浪费，并建议以人工繁殖作为保护和发展鲟鱼资源的主要方向。
1983年，长办主办的期刊《人民长江》刊发消息，称九个单位的水产科研人员进行座谈鉴定，一致认为中华鲟在坝下产卵和正常繁殖是事实，能在坝下江段依靠天然繁殖保持物种。
根据以上情况，有关部门于1982年12月决定，葛洲坝工程不考虑修建过鱼建筑物。
回望几十年前的争论和决策过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黄真理认为，当时基于民主和科学原则、依靠权威科研机构的意见作出了最终决策，考虑到后续三峡的建设，为中华鲟修过鱼设施难度很大。
“葛洲坝救鱼之争影响巨大，让后续众多大型水利工程的物种保护，进入‘重人工放流，轻水坝影响’的路径依赖。”
从“水花苗”到8万尾幼鱼
葛洲坝工程动工后，水产部门也开始中华鲟人工繁育的尝试。1972年，农林部下达全国农林重大协作项目，其中包括“长江鲟鱼类专项”，鲟鱼的人工繁育和幼鱼培育实验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
葛洲坝截流前，中华鲟秋季沿江上溯至四川屏山一带产卵繁殖。重庆市长寿湖水产研究所（现“重庆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凭借地理优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华鲟的天然产卵场进行调查，并从1972年开始了中华鲟的繁育探索。
中华鲟从近海洄游进入长江口时，性腺多处于Ⅲ期，之后一年多的洄游过程中，在冷水刺激和能量积累转化下，性腺逐渐发育至Ⅳ期，达到能够繁殖的状态。但个体发育有明显差异，从众多的洄游个体中挑选出适宜繁殖的个体，是人工繁育的第一步。
据该研究所谢大敬等人撰文，每年鲟鱼产卵季，渔业社在产卵场附近用大钩、刺网等捕获鲟鱼。选雄鲟相对容易，只要挤压它的腹部，如果没有精液流出就说明尚未达到繁殖条件；如果流出的精液呈白水状，说明其精子质量低劣、存活时间短；如果精液呈炼乳状，则说明其精子质量佳，是发育良好的适宜个体。
相较之下，雌鲟的选择过程更复杂，先观察确认怀卵个体——它们往往腹部膨大且具有弹性，之后用挖卵器穿刺进入生殖孔，取出少量卵粒样本，检查它的大小和发育状况。成熟的卵一端会呈现出深色的、同心圆状的极性斑纹，这标志着卵母细胞已做好了接受精子的准备。
这些水里的巨物转移难度很大。研究人员像拴牛马一样，把捕获的中华鲟拴在江边操作，用绳子从亲鲟的口中穿入、由鳃孔中穿出，固定在木桩或石头上，确保它能接触江水，也能有一定的活动余地。
最初学习苏联对闪光鲟、欧洲鳇、俄罗斯鲟的人工繁育探索，尝试脑垂体催产，将性成熟鱼类的脑垂体摘取、制备成悬液，注射到另一条即将成熟的亲鱼体内，促使亲鱼性腺最后成熟排精、排卵，人工使精卵充分接触，完成授精。
2025年10月29日清晨，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从保种池内的41尾鱼中，选出符合人工授精条件的雌鱼、雄鱼。这批鱼是 1997 年至 2003 年间繁育的子一代。中心主任周青介绍，尽管该批次的鱼目前正处于繁殖高峰期，但因人工繁育的中华鲟性成熟比例很低，因此筛选过程十分关键。图：康佳
经过两个小时的挑选，最终选定了雌鱼3754号与雄鱼0642号，工作人员将它们运往待产池隔离。图：康佳
采到卵粒后，中华鲟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周越迅速将提前采集、冷藏保存的精液与之按比例混合，通过不断搅动让卵粒完成受精。图：康佳
授精之后需及时给受精卵脱黏处理，否则受精卵粘连容易导致缺氧死亡。图：康佳
1972年10月，重庆、四川水产部门对在金沙江捕捞性腺发育至Ⅳ期的雌性中华鲟进行拴养催情实验，首获成功，孵出了鲟苗。1973年至1976年，筛选出雌鲟15尾，除3尾因捕捞受伤太重、受试过程中死亡，其余催情注射均获成功。
葛洲坝大江截流后，1982年，水利部成立葛洲坝工程局水产处（后发展为“中华鲟所”），规定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完善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技术，并进行实验性生产，网捕中华鲟过坝，使得鲟鱼在人工控制下孵化幼苗，开展中华鲟生态习性的研究”。这是中国筹建的第一个鲟鱼人工繁殖放流站。
1983年，基于重庆、四川水产部门的经验，长江所组织协调多家单位，利用坝下捕到的亲鲟进行人工繁殖实验，孵出仔鱼20万尾。次年，在刚建成的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基地，中华鲟所也成功催产3组中华鲟，获得了鱼苗4万余尾。
2025年10月28日，湖北省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内，刚孵化出的中华鲟仔鱼如绿豆大小。2024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8家“中华鲟种源保护繁育基地”，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入选。图：康佳
据中华鲟所刘勇撰文总结，他们对原人工繁殖中的一些环节进行改进。比如原使用的催产素鲟鱼脑垂体，需杀死中华鲟亲本获取，从1985年开始，他们使用人工合成的LRH-A来催产，相比脑垂体的成本更低、效果好。此外，他们更换了筛网式的孵化器，以配合鲟卵沉底、静置孵化的需求。种种改良之下，苗种的存活率“从1%增加到了13%”。
但人工繁殖孵出仔鱼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13%的存活率仍然不够。理想的人工繁育，应是在辅助仔鱼度过死亡高峰，再放流入长江以补充种群。苗种存活率低下，让繁殖和接下来的放流工作长时间陷于被动。“眼看着孵化出来的仔鱼养不活了，就把孵化出来的仔鱼都倒到江里，说是放流，但全都撒‘水花’了。”危起伟说。
人工繁殖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原倾斜于中华鲟的科研资金锐减。长江所三个关于中华鲟的课题组一度只剩危起伟一人，许多同事转而研究与生产更贴近、更具经济价值的甲鱼等。“但真实情况是，大鱼催产之后都死了，小鱼也养不活，中华鲟保护的问题没解决是吧？”危起伟说。
经湖北省水产局研究，同意对中华鲟的副产品（产后死亡个体）进行统一的特许销售，以弥补科研经费缺口。但中华鲟腥味重，除了湖北石首人用它来涮火锅，吃的人并不多。“用板车拖一条大鱼拉到街上，五毛钱一斤都没人买。后来湖北省水产局的老局长和我说，你要有经济头脑，这个鱼不能把它卖便宜了，一定要把价格提起来。”危起伟回忆，最后辗转联系到广东中山的特级厨师欧阳文亮，他用中华鲟做的“鲟龙宴”一炮打响，自此打开了销路。
1989年，危起伟牵头重启了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组，租赁宜昌市一家鱼类繁殖和育苗机构的设施开始相关工作。从重庆、四川研究人员最早尝试孵化繁育，采用的一直都是水泥做成的家鱼孵化环道等设备，危起伟也是如此。但这些孵化出来的仔鱼总是在不到半个月时，“先是打转转，然后就死掉了，美国的专家说是头部被病毒感染了”。
1992年，他偶然看到同事把胭脂鱼卵放到解剖盘里孵化，就往解剖盘里添了点水，把受精的鲟鱼卵放到里边，竟然真的养到了它出苗。鲟鱼卵绿豆大小，在孵化过程中会不断随水流在底层移动。危起伟推测，多年来的孵化容器要么由水泥做成，要么由玻璃钢做成，对刚孵化出拖着大大卵黄囊的仔鱼来说，它们太过粗糙，随水流动时极易擦伤，但难以被人察觉。于是，他在水泥池的底部和池壁铺了一层光滑的瓷砖，光是这一点小小的改变，让他在当年获得了数千尾的幼鱼。
仔鱼孵化后，初期仍依赖卵黄囊供给营养，至12天左右向开口摄食过渡，这是它们生存的“第一道鬼门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下称“东海所”）研究员、原所长庄平的研究表明，仔鱼消化系统在开口后的7天内处于快速发育和功能完善期，非常脆弱，易受饵料、水质等外界因素影响，极易发生大规模死亡。如未能及时实现开口、持续获得有效的营养，即便后续进行投喂补救，个体短暂存活后最终仍会死亡。
因此，把握开口初期的“黄金投喂窗口”，并提供适宜、充足的饵料，是提高仔鱼成活率的决定性环节。根据长办赴苏考察人员的书面汇报，苏联从亚速海向里海移植双壳类软体动物和多毛类的沙蚕，使里海的底栖动物增殖供养鲟鱼生存。重庆、四川水产研究人员最初探索时，分别采用了水蚯蚓、摇蚊幼虫等作为开口饵料。
“只要能顺利吃到第一口食物，它的成活就不太成问题了。”仔鱼开口时个体大约31毫米，嘴巴很小，需要找到适口的饵料。危起伟说，他们最初用丰年虫、轮虫等做实验。丰年虫小，适宜取食，但提供的营养不足，仔鱼在开口后便越长越慢；水蚯蚓个体太大，对仔鱼来说并不适口。于是他们将水蚯蚓打成小小的碎块，确保仔鱼能够顺利进食，成活率再度提高。
摸索几年之后，人工授精—仔鱼孵化—幼鱼养殖的技术逐渐成熟。但温度仍是整个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关键。每年11月之后，湖北的水温随气温下降，自然环境中的幼鱼会降河进入温暖的大海，人工孵化的幼鱼则困于寒冷的养殖池塘和湖泊。水温一旦低于15℃，幼鱼还是会大规模死亡。
“那么多的鱼，我又烧不起锅炉去加温。没办法，1996年我又找到欧阳文亮合作，在中山建养殖池，把孵化好的水花苗空运过去养，中华鲟苗种培育成活率一下子提高到九成以上，幼鱼养到能放流了再坐飞机回来。”危起伟说，中华鲟的大规模养殖自此开始，1998年，他们培育出约8万尾体长12—20厘米的中华鲟幼鱼，大大突破了历史纪录。
千万放流下的“零洄游”
从1997年起，一条从“水花苗”到“后备亲鱼”的完整生产线似乎已经打通，人工种群开始搭建，有效放流也由此开始。
葛洲坝截流后，每年坝下科研捕捞的个体中，仅有一小部分性腺发育至Ⅳ期，可用于人工繁殖。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长江所多名研究人员就提出：“人工孵化用的亲鲟依靠捕捞坝下天然洄游群体是不行的。长远来看，必须建立在人工蓄养亲鲟的基础上，才是解决人工孵化用亲鲟的根本途径。”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动物，人工养殖个体是十足的“吞金兽”，如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一尾子一代中华鲟的政府收购价格达到10万元。尽管长江所建设了中华鲟繁育基地，但危起伟认为，仅靠单个科研机构建设人工群体并不切实际，于是与多个企业合作，在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多地建立了中华鲟的繁育基地。
子一代幼鲟要等十几年才能达到性成熟，在等待的十几年间，繁殖来源依然牢牢系在日渐稀少的野生亲鲟身上。与习惯于淡水环境的人工养殖个体不同，这些野生个体从进入长江后便不再进食，一直等到产卵繁殖结束，接触到海水后才会再次张口。因此，用于繁育的亲鲟几乎都成为“一次性”用品，催产后便死亡。
一位水利水生态专家提到，上世纪90年代做资料总结时发现，放流鱼苗对中华鲟种群的贡献率不足3%，而科研捕捞给繁殖群体带来的损耗常常高于15%。对比这两个结果，他“大吃一惊”。从1998年开始，有关部门调整科研捕捞的指标。
葛洲坝下捕捞的野生个体，产卵之后身体虚弱，“但你怎么喂，它就是死活都不张口，不吃东西，你看着它消瘦，最后被活生生饿死”。随着洄游产卵鲟鱼的日益减少，危起伟开始思考，如何让野生亲鲟不再成为“一次性”的消耗品。
2005年，危起伟与养殖设备先进、可以调控温度的北京海洋馆合作，给鲟鱼注射了缓解应激药物、抗生素、营养液“把命保住”后，把一批野生中华鲟拉到北京。
如何才能让这些倔强的大鱼开口，他咨询美国的兽医，了解到有野马不进食时，通过胃管强制喂食流食来刺激食欲，让它主动张口进食。危起伟于是让潜水员手持90厘米长、直径1厘米的硬塑料管，趁中华鲟张口时，将食物直接送至它的食道中下段强制喂食。反复喂食20天左右，中华鲟果然产生了食欲，开始主动张口。如今，北京海洋馆惟一一只在人工环境下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厚福”，就是依赖这一技术活了下来。
2007年，危起伟团队完成的“中华鲟物种保护技术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团队突破了苗种培育成活率长期低下（＜10%）的技术瓶颈，使大规模中华鲟苗种培育成活率稳定达到80%以上；在中国率先建立了中华鲟成鱼多种形式的规模化养殖体系，形成了人工后备亲鱼不同年龄梯队群体；在海洋馆人工条件下，突破了野生中华鲟产后亲体开口摄食的技术难关。作为最主要的完成人，危起伟在人民大会堂捧着大红的证书留下合影。
有了这一突破，再加上2008年根据监测回到葛洲坝下产卵的中华鲟数量已跌至72尾，2009年农业部叫停了野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
同年秋天，中华鲟所也传出好消息——子一代的雄鲟和雌鲟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发育到性成熟，并通过人工繁殖成功获得中华鲟的子二代个体。项目组组长郭柏福表示：“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的成功，标志着人类找到了不依赖稀有的野生亲鱼就能把中华鲟长期保存下来的有效途径。”
对绝大多数濒危物种而言，“子二代”的成功表示它能在人工控制的环境下，完成从出生、发育、性成熟到繁殖的全生命周期，意味着物种的保护摆脱了对野生种群的绝对依赖，退一万步讲，即便已经野外灭绝，但至少为这一物种的未来恢复留下了“星星之火”。
后续过程中，长江所亦成功产下中华鲟子二代。但一直等到2021年，人工群体才开始批量性成熟，“生产线”的源头被真正续上。当年，中华鲟幼鱼的放流数量超过30万尾。2024年，中华鲟放流数量首次超过百万尾。
2025年12月，中华鲟的人工群体更进一步，首批全人工繁殖的“子三代”在中华鲟所孵化成功。中华鲟所总工程师姜伟表示，未来，保有量更大的子二代中华鲟将接替子一代，成为繁育主力，人工种群建设将进一步打破“产能”瓶颈，进入“可持续、规模化繁育”的新阶段。
就在人工繁殖技术突破一个又一个难点时，40余年过去，这场持续最久、投入最大的人工实验，也面临另一个尴尬的结果——人工繁殖的中华鲟累计放流近1000万尾，但迄今明确的洄游记录为零。
针对“千万放流零洄游”的现状，危起伟解释，如果把“1000万”这个数字剖开来看，最初15年育苗技术并未突破，1000万中有600万放流为无效的“水花苗”。1997年，育苗技术突破后，连续三年的放流规模达到了10万尾，但很快因资金缺乏下滑至零。至2009年，野生亲鲟的捕捞被叫停、人工群体未批量性成熟，进入“无鱼可放”的阶段，放流数量从一年42.5万尾暴跌至0.3万尾。直至2021年子一代批量性成熟，才开启了真正的大规模放流。
中华鲟怀卵量大，一尾野生个体平均怀卵60万粒，但即使在自然条件下，经过十几年成长，最终成功洄游回到葛洲坝下的可能只有30尾左右。这意味着，从时间上说，由大规模放流成功到洄游抵达葛洲坝还需要十多年时间；从数量上说，必须有足够多的放流数量才能覆盖万分之0.5的概率。
“全世界救护鲟鱼，增殖放流是最主要的措施之一。”杜浩说，“放流是全球鲟鱼保护的通用语言，比如俄罗斯，他们一年就要放1000万尾鲟鱼，我们40年才放了1000万尾，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大差距。”
杜浩介绍，从目前的监测来看，4月龄至8月龄的人工繁育中华鲟，有约20%的个体能够成功抵达长江口；1年龄中华鲟抵达河口的比例更高，能达到50%以上。不过，显而易见，由河口回溯上游才是对这些大鱼真正的考验。
另一重隐忧是“种”的退化。2024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中华鲟种源保护繁育基地，经统计，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长江所、中华鲟所等八个基地，共保有达到繁育年龄的中华鲟人工群体4000尾左右。但在多个中华鲟种源基地，长期圈养带来的种群退化现象日益明显。
受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委托，水生所研究员刘焕章、危起伟等对全国的中华鲟养殖群体进行了普查和建档管理，发现种源基地养殖池多数偏小、水体空间不足，由此导致中华鲟个体偏小，体重仅为野生群体的一半，整体健康状况欠佳。养殖群体的生育能力也大大下降，雌鲟怀卵量从64万粒下降至35万粒，雄鲟的精子剧烈运动时间从248秒降至49秒。
“这些鱼都到了繁育年纪，但每年能从50尾里选出1到2尾能用的雌鱼，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主任周青坦言，中心共保有子一代中华鲟约600尾，虽采取“应繁尽繁”的原则，但养殖中华鲟的个体、怀卵量、性腺发育等与野生个体差异明显。
危起伟建议，放流工作借鉴美国经验。他们会在产卵场放流幼鱼之后，继续监测和科学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和优化放流方案。为改善人工繁育中华鲟群体的体质，危起伟曾提出一个大胆构想：让养殖鲟在人工控制的自然水体中，模拟完成“江—海—江”的生命历程，保持其野性与体质，但因资金问题，目前未能真正落实。
只剩1%的产卵场
比起人工繁育种群的增殖、放流以及未来的洄游、产卵，中华鲟野生种群的保护也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其中的部分生死考验，也是未来从大海重返长江的人工繁育个体必须遭遇和直面的现实。
1981年葛洲坝截流后，四川省水产局上报，省内鲟鱼减产一半。由于大量中华鲟被挡在了葛洲坝下，湖北当地渔民当年捕捞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002尾。
因顶流上溯的习性和繁殖后代的本能，有中华鲟撞上大坝死伤。据原国家水产总局朱祖武、潘荣和《参加联合工作组调查关于拯救长江鱼类问题的情况汇报》，它们有的吻部撞裂，有的鳃盖翻起，腹中怀有大量的卵粒。“我们在宜昌遇到的一位同志，听说我们来调查救鱼问题，对我们说，鲟鱼真是遭罪啊，是得想想办法抢救。”
和那些适应性很强的鱼类相比，中华鲟有些“认死理”。在周青看来，这尾鱼以“中华”命名并非巧合，它不吃不喝跨越几千公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殖，与根植在民族基因中的“落叶归根”观念十分相似，“要不它怎么叫中华鲟呢？”
为了送中华鲟回到坝上产卵，有关方面曾短暂采取“网捕过坝”的临时措施。1982年至1984年，共捕捞了82尾亲鲟过坝。危起伟说，中华鲟生性胆小、容易应激，常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死伤。更致命的是，产卵后的亲鱼要返回大海，在下到葛洲坝江段时无路可选，只能通过涡轮机。
危起伟最初参加工作时，常在坝下看见被切成几段的白鲟、中华鲟尸体，“年年捡死鱼，每年都有几十条”。1984年，他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生物系毕业，被分配到长江所做产卵监测。他从小在江边长大，彼时与中华鲟初相识，觉得它只是一尾鱼，不过体型大一些而已。
“大”是中华鲟最大的特征。水生所副研究员高欣记得与中华鲟的第一次近距离见面，他先是听到了搅打水面的响声，“一听就是一条大鱼”。他好奇地趴到池子边去看，一个鱼鳍慢慢从水里升了上来，后边是一团巨大的黑影。他跑到池子架设的连接廊上，那庞然大物就在脚下缓慢游过，让他感受到了十足的震撼。
中华鲟是底栖鱼类，长时间趴在江底，水深十几米根本无法用肉眼观测，一般通过解剖食卵鱼来估算产卵场的范围和规模。每年秋天中华鲟产卵季，危起伟就混迹在宜昌码头，和“船老大”们打得火热，人手不够就上船雇佣一些四川来的工人帮忙捕捞和解剖铜鱼。
1993年，美国地质调查局洄游性鱼类研究中心的鱼类行为、生态学家博伊德·基纳德（Boyd Kynard）博士带来了一套追踪鲟鱼的超声波跟踪设备。捕捞到野生的中华鲟后，用细钢丝将超声波发射器拴在鱼背部的骨板上，再放回江里，开着船用信号接收器追踪大鱼。
第一次追踪，他们租的是一条大而笨重的渔政执法船。江面的大船根本追不上江底的大鱼，信号不到一个小时就丢失了，基纳德失落归国。危起伟心有不甘，又去重新租了一条6米长的捕鱼小船，把船开到坝下，关掉柴油发动机，随水向下游漂流。
1993年10月30日，信号接收器传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危起伟形容那是他听过最美妙的声音，失而复得让他欣喜若狂。中华鲟产卵时肌肉会震动，超声波发射器的信号也会发生明显变化。通过追踪，他首次精准定位到了鲟鱼产卵的确切位置。
“美国人做事比较精细，他们不光要跟踪到鱼，还要下锥形的采卵网到江底，采到新产出的卵才算定位到精确位置。”产卵网要怎么下、各个网如何布阵、信号接收器怎么挂、多少赫兹时信号最清晰……之后危起伟与基纳德合作多年，事无巨细探讨这些工作，逐渐成为很好的朋友。
随着产卵场数据的积累，中华鲟对“产房”的要求变得清晰。2002年，杜浩成为危起伟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以前危老师问我，中华鲟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金沙江去产卵呢？我没答上来，但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就是想不通。”杜浩说，后来他通过拍摄水下视频，清晰看到了中华鲟的产卵场，椭圆形卵石层层叠叠有几十厘米，结合历史产卵场的数据，答上了这个问题。
中华鲟产卵场对河床的形态和底质有特定需求，通常产卵场上有深水急滩，中有深洼的洄水沱，下有宽阔的石砾或卵石浅滩。葛洲坝下的新产卵场，恰好能满足这几个条件。但再往下，长江中下游河势平缓，江底也逐渐变为细沙和淤泥，流速和底质都无法满足“产房”的硬件要求。
经过深入调查，人们逐渐摸清了新产卵场的规模。据杜浩统计，葛洲坝截流前，中华鲟在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产卵范围超过600公里江段，产卵场共20余处；截流后，葛洲坝下的产卵范围约4公里，稳定的产卵场仅有1处，面积不足截流前的1%。
雌、雄鲟鱼通常集中排精、产卵。高欣认为，葛洲坝下产卵场的面积较小，直接影响了参与繁殖亲鱼的数量。坝下这片惟一的产卵场每次只能满足数十尾雌鲟完成繁殖活动，许多雌鲟尽管洄游到坝下，但无法参与繁殖，制约了种群的规模。
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野生中华鲟的洄游数量从1981年的千余尾，下降到了300尾左右。人们一度认为，在严格实施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虽然中华鲟的数量难以回到历史巅峰，但至少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小种群，保住这一物种的野外存续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野生中华鲟面临的窘境才刚刚开始。
失守的“产房”
葛洲坝之后，三峡工程亦开始论证。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根据《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白鲟、白鱀豚、中华鲟、胭脂鱼等珍稀水生动物被列为保护对象。
1996年4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葛洲坝下80公里范围被划为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其产卵场。2002年4月，上海市政府亦批准建立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幼鱼降河索饵。
2004年，湖北省水产管理办公室组织开展工作，想将省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危起伟参与了材料准备工作，但申报最终搁置。保护区面积不增反降。据公开信息，2008年，湖北省农业厅、水产局等组织专家论证，将保护区范围从坝下80公里江段缩减为50公里江段。
湖北省宜昌市中华鲟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展示的中华鲟标本，后面的水族箱中是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图：康佳
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洄游路程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一，抵达新产卵场的时间大大提前。但它要一直等自己的性腺发育成熟，次年秋季才参与繁殖。在此期间，中华鲟就待在产卵场下游水深超过40米的深潭休息。坝下这样的空间十分有限，此次保护区调整，将原本位于葛洲坝下55公里处的一间“待产室”划出了保护区。
“我们的核心区就在宜昌市中心。”一位中华鲟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最严格的规定，这里应禁止人类活动。但过江通道、跨江铁路，你不可能拦着不建。长江还是‘黄金水道’，要发展航运，你也没办法把它围起来保护。”
保护区升级受阻，同一时期，施工机械也开进了中华鲟的“产房”。
2003年，三峡大坝下闸蓄水至135米，三峡船闸开放通航。2004年12月，服务于一号船闸的葛洲坝下游河势整治工程开工。工程包括在江心建一堵900米长、52米高的隔流堤，施工地点正位于中华鲟最后仅余的那块产卵场。
危起伟回忆，当时他与众多专家都表示反对。尽管后续在上级部门关注后，施工方暂停施工、补充环评手续，但隔流堤最终还是建了起来。
据《中华鲟保护生物学》一书记录，施工期间，相继发现2尾机械伤害致死的中华鲟和7起误伤事故。更重要的是，河势整治工程直接改变了这一江段的水文和底质条件。2007年，杜浩监测发现，中华鲟被迫放弃了已利用几十年的产卵区，转移到了坝下产卵。新的产卵区域紧挨着涡轮机，经测算，有效的产卵面积仅剩0.1平方公里。
庄平从事渔业生态学和资源保护研究40余年，他把葛洲坝下那一小片的砾石区，比作中华鲟最后的“产房”。“这些洄游的孕妇，最初有100间产房可以生孩子，后来只能被迫挤在1间产房里。河势整治工程之后，连最后的一间产房也难以保住了。逼得她只能在大街上生孩子，没有必需的环境条件，孩子的健康自然成问题。有的孕妇干脆选择放弃生孩子。”
按照后续补充环评中对中华鲟的保护计划，需开挖、清理部分坝下河床，以缓解隔流堤对水流流速的影响。但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河床出现胶结卵石，无法采取非爆式开挖方式，因此相关工作从2007年停摆至今。江水汹涌，18年后，这堵建在中华鲟“产房”上的巨大混凝土墙，岿然不动。
滞温效应
中华鲟的生存，还遇上了一个前期多重论证中都未曾预料到的风险——升温。
鲟鱼家族普遍偏爱冷水，对水温敏感。研究显示，在不适水温下，高达50%的雌性俄罗斯鲟会吸收卵粒、放弃繁殖。
黄真理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1993年至2012年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任职，负责协调三峡工程生态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他介绍，最初讨论三峡工程的水温影响时，主要考虑了春季低温水的问题，并没有考虑到滞温效应抬高秋季水温对中华鲟的影响。
滞温效应是指由于水库调节作用，比如水坝泄水导致夏季水温降低而秋冬季水温升高的现象。黄真理解释，具体到三峡水库，每年3月至8月，下游水温降低0.5—3℃；9月至次年2月，下游水温升高1—3.5℃。“这种‘夏凉冬暖’的反自然现象，影响到了下游38公里的葛洲坝江段，直接抑制了坝下中华鲟的自然繁殖。”
江水于中华鲟而言，像一层外置的“羊水”，它用17—20℃的最宜水温包裹住中华鲟的受精卵，让它们健康成长发育为仔鱼。如果江水温度持续过高，中华鲟就会放弃产卵，即便有个体冒险产下卵，受精卵也易因高温发育畸形或夭折。
脱黏处理后，将受精卵放入喷淋式的孵化设备中。中华鲟喜冷水，孵化时需将水温控制在19℃左右。一直保持水流喷淋、孵化床拨动来确保它所需要的溶解氧，直至鱼苗出苗。图：康佳
1997年10月27日，危起伟（右）在葛洲坝下庙嘴江边催产收集中华鲟卵。图：受访者提供
中华鲟通常在10月份发生首次产卵。据《中华鲟保护生物学》一书记录，三峡水库蓄水至165米的2003年，葛洲坝下水温比往年持续高出约1.5℃，一直等到11月6日，中华鲟的产卵才姗姗来迟。当年危起伟团队采到的卵，受精率从之前的80%左右暴跌至23%；采获的鱼苗也在正常的实验条件下几乎没有存活。
书中数据显示，从这一年起，中华鲟产卵的时间整体后移，再未在10月份产过卵，产卵次数也从每年两次减少为每年一次。2008年，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中华鲟在11月23日才发生产卵。最晚一次在2010年，它们的产卵时间破纪录推迟到了12月1日。
“每个生物都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自己的节律，就像公鸡早起打鸣，中华鲟秋季产卵也是一样。”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周越说。也是基于其节律，目前中心繁育的中华鲟，同样需在每年10月、11月催产才能达到最大的成功率。
随着上游水库的继续建设，滞温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叠加。2012年12月开始，长江上游同属三峡集团运营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座水电站相继蓄水，2013年，中华鲟第一次停止了产卵繁殖。
对所有研究中华鲟的科研工作者来说，这都是一次重击。2013年是高欣做中华鲟自然产卵监测的第10年。他一直等到产卵季结束，也没有监测到一条吞食中华鲟卵的鱼。“我整个人都有点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时只觉得不太可能吧，肯定是我自己的调查方法出问题了没捞到。”
中华鲟产卵之后，幼鱼通常会在次年夏天抵达长江口，经过咸淡水适应后进入大海。因此除了水生所、长江所等研究机构在上游的产卵场进行调查，东海所会对长江口的水生生物资源状况进行监测，中华鲟是重点之一。高欣想，那就等一等东海所的消息。
危起伟按捺不住，团队成员沿着长江江岸，向下游走访了20个城市，四处询问渔民有没有捕捞到中华鲟的幼鱼，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2014年夏天，东海所的消息传来，是坏消息：没有一尾中华鲟幼鱼进入他们的监测视野。自葛洲坝截流以来，中华鲟首次停止了自然产卵。
黄真理基于中华鲟的初始资源量和水坝影响系数等，重建了中华鲟的种群衰退过程。他将水温的影响量化——2003年之后，三峡工程对径流调节导致产卵季节的水温平均升高2.7℃，繁殖窗口期大幅缩减仅剩0—13天。在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蓄水后，产卵季节水温进一步升高，产卵窗口期和性腺成熟期完全错开，繁殖窗口期为0天，这是中华鲟停止繁殖的关键原因。
2015年，农业部组织编制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下称《行动计划》）。这是农业部门针对单一物种保护推出的首个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遗传资源保护等多种措施。
《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自2003年蓄水运行以来，对中华鲟产卵场环境的不利影响逐步加剧。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带来的叠加效应，使得产卵场条件更加恶化，2013年和2014年坝下产卵场均未发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结论认为：“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规模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1万余尾下降至目前的不足100尾，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华鲟自然种群将迅速走向灭绝。”
黄真理认为，保护中华鲟野生群体不至灭绝，需对症下药，必须对水库群进行适应性管理，通过全流域的、梯级水库的生态调度控制产卵季节的水温，为维持中华鲟的自然繁殖创造条件。
自2017年以来，三峡集团开展乌东德、白鹤滩水库的叠梁门分层取水实验，在春末夏初提升下泄水温，以满足长江上游和金沙江四大家鱼等的产卵繁殖需求。是否可能采取类似措施，将秋季葛洲坝下的水温降下来？
一位水利水生态专家解释，水库相当于一个储能体，白鹤滩等后续建设的几个大型水库在春夏季通过分层取水，可以将下泄的水温提高，但因为“热惯性”，通过调度来让秋季降温的难度极大。“理论上，它是可以通过取表层水降下来一些温度，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还存在技术难点需要突破。”
但更大的难题从来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经济性的。前述专家表示，三峡及上游水库要在汛期前腾出库容，放水时间恰好与四大家鱼的产卵期有重叠，此时分层取水两相得益；与之相比，中华鲟繁殖的秋季，长江已进入枯水期，此时三峡等上游水库需要做的是蓄水，为了中华鲟繁殖而去放水降温？生态调度面临难以平衡的利益冲突
没人敢说放弃
2014年秋季，葛洲坝下的自然产卵监测仍一无所获。2015年4月，长江口却意外监测到大量中华鲟幼鱼。
“第一感觉就是感到意外，十分高兴嘛。”庄平回忆，当年监测到幼鱼的时间较往年提早了一个月。过去抵达长江口的幼鱼多在15厘米左右，但当年的幼鱼不足10厘米。加之坝下的产卵场未监测到产卵，“大家推测，中华鲟很有可能找到了新的产卵场，且这一地点距离长江口更近”。
为此，2015年，农业部时隔多年再次启动了中华鲟产卵场的科考调查。包括长江所、水生所、中华鲟所等近200名科研人员，对湖北葛洲坝至安徽安庆的1000公里江段进行大扫描，寻找中华鲟可能的产卵场。
希望与不安一同滋长。危起伟当时表示，新发现的大量幼鱼意味着中华鲟的自然种群不会很快绝迹，如果它能在2016年继续繁殖，就很可能是找到新的产卵场。他的同事王成友则显得悲观，认为中华鲟更像在经历一种“回光返照”。
据《中华鲟保护生物学》数据，截至2016年11月24日凌晨2点，科研人员记录到野生中华鲟在葛洲坝下的一次产卵，根据推算，当年洄游到坝下的繁殖群体共48尾，包括雌鲟35尾，最后真正完成产卵的雌鲟不到5尾。这也是迄今为止记录到的最后一次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研究人员的心情随着监测结果跌宕，最终也随着中华鲟停止产卵而陷于沉寂。“刚开始是震惊，后来它又繁殖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指不定今年会发生。直到2017年之后一直监测不到，就越来越紧张，这下事情麻烦了。”高欣说。
包括水生所、长江所等多家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团队，还是会在每年中华鲟产卵季来到葛洲坝下，下网捕捞食卵鱼。每年工作开始时，高欣仍会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随着产卵季的结束再度陷入沮丧。
鱼儿仍年复一年地回来。蔡志宇是危起伟学生的学生，目前在宜昌中华鲟保护区工作。他曾多次参与超声波探鱼工作，这些庞然大物仍会回到葛洲坝下的江段，巨大的鱼鳔在显示器上清晰可见。它们停留，再沉默地离开，只是再也没有产卵。
2022年4月，一尾三米多长的中华鲟尾部被螺旋桨打伤。蔡志宇赶到时，发现它感染严重，已经奄奄一息，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还是死亡。解剖发现，它怀的几十万卵已经由灰转白，那是退化、被吸收的标志。如今，它被制作成了标本，摆在保护区的展馆里，一同陈列的是已经灭绝的白鱀豚和白鲟。
中华鲟生命史长，性成熟时间晚。黄真理认为，每年只有很小的部分（约5%）发育为繁殖群体进入长江，大部分补充群体仍留在海洋，对中华鲟种群的影响会滞后多年才体现出来。因此，即使长江中停止了有效繁殖，洄游现象仍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造成中华鲟物种健康或可持续的假象。
从事水生生物保护工作40余年，庄平亲眼见证了白鱀豚、白鲟、鲥鱼的灭绝。他越来越深的体会是，一个物种的灭绝，留给人类彷徨的时间非常有限。它们的数量先会慢慢下降，到了一个阈值后就突然“跳水”，才被人类所感知，往往此时已经回天乏术。因此，一定要提高警觉，抓住“跳水”前宝贵的时间窗口，维护最基本的种群数量。他认为，回过头来看，或许2003年它的产卵次数从两次减少为一次时，就应引起足够的警觉。
危起伟则认为，当洄游产卵的中华鲟种群少于100尾，或当年产卵群少于50尾，可能是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最低阈值。其实早在2013年，中华鲟种群就已经撞上了这条“临界线”。
黄真理进一步指出，水坝救鱼存在一个抢救时机问题，应在水坝投入运行之初，就落实针对性减缓措施和适应性管理，等到野生种群濒临灭绝，已失去了抢救时机。
“如果是在2017年前后，返回长江的中华鲟野生个体还有一定数量，采取针对性措施还有比较大的成功把握。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他对中华鲟的未来悲观，根据他的模型测算，2026年，中华鲟将要野外灭绝。
无论是新的产卵场寻找，抑或是触发2015年中华鲟“回光返照”的具体原因，至今没有明确答案。“可能这个物种也不给我们机会去研究了。”庄平说，“但没人敢说放弃。毕竟，它是我们葛洲坝的惟一救鱼目标。”
2036年的希望
2024年，洄游至葛洲坝下的中华鲟数量，从记录到最后一次自然产卵的2016年的48尾，降低到只剩10尾。
庄平企盼着能有奇迹降临这个物种，但“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是我们尽全力采取措施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他认为，目前必须采取颠覆性措施，修复、重建葛洲坝下惟一的中华鲟天然产卵场，“我们必须抓住最后的机会，采取超常规措施”。
2025年5月，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按照设计，工程将升级一号船闸对侧的三号船闸，提升航道等级，设计通航万吨级船舶。
三号船闸无疑是未来通航的主力，庄平希望，这一建设给中华鲟产卵场带来转机——移除隔流堤，修复受损的生境，将原本属于中华鲟的“产房”恢复、腾挪出来。
另外，能否在天然水域中为濒危鲟鱼重建“产房”，让它们恢复自然繁殖？这也是保护工作者们共同努力的方向。近年来，围绕长江鲟和中华鲟这两个近亲物种，不同的科研团队基于各自的技术路径，展开了并行探索。
长江鲟是中华鲟的近亲，为淡水洄游物种，2022年被IUCN宣布野外灭绝。其保护同样依赖人工放流，至2024年，累计放流160万余尾幼鱼，也放流了1000多尾长江鲟亲鲟，但一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发生。
杜浩介绍，他们从2016年开始，根据历史产卵场数据，反推出长江鲟产卵所需的关键水文与底质条件，并尝试在室内人工模拟出一个7米×14米的长江鲟产卵场。“它要卵石我就给它铺卵石，要水流就给它提供水流。”有一天杜浩发现，卵石上突然出现一片卵，赶忙去捞了起来。尽管这些卵的受精率不到30%，但看着受精卵孵化后成功出苗，“突然意识到，鲟鱼的产卵场，我们是可以构造的”。
关键的突破发生在2023年。杜浩团队在四川江安县的天然水域，设置了一个环境可控的产卵巢，成功诱导放养其中的长江鲟亲鱼自然交配产卵，并通过水下摄像机首次清晰记录了全过程。这证明了人工构建产卵生境的可行性。2024年，研究团队移除了人工产卵巢，直接在近2万平方米的天然水域进行底质与水流改造，再次实现了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受精率达到83%，并孵化出健康幼鱼。
“这些结果表明，我们探索的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之路，理论上是可行的，技术上是畅通的。”杜浩说，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在10年禁渔期内能看到长江鲟在长江干流自然孵出幼苗。
但长江鲟的经验并不能直接套用于它的近亲中华鲟。与长江鲟相比，中华鲟的保护面临着更难的“附加题”：它对水温的要求更为严苛，体型大出数倍，性成熟周期更长，这让难度陡增。
就在长江鲟重建野外种群实验取得突破之际，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水生态研究所所长、三峡集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常剑波，正带领团队攻克属于中华鲟的难题。
常剑波的办公室悬挂着一张“中华鲟种群重建技术路线”图。他介绍，2020年，三峡集团开始筹划这一科研项目，最初他设计的方案时间跨度为15年，计划通过人工群体的选择、催熟培育、放流产卵、生态陷阱排除等四个主要步骤，实现每年200尾雌中华鲟的自然产卵，使之逐步达到自然繁殖规模。
“算了下15年的项目要花15亿元，一下投入太多，但当时技术也还没把握。所以就拆分开来，我们现在做的是项目一期。”2022年，这一项目正式立项，核心目标是建立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诱导全人工养殖的中华鲟亲鱼在自然水体中实现自然产卵与受精，立项资金为1.17亿元，并从当年开启了第一次实验。
实验地点在葛洲坝下游约10公里处的沙洲胭脂坝。胭脂坝上段为卵石河床，较符合中华鲟产卵场的底质需求。枯水期时，胭脂坝本身将江水一分为二，靠近西岸的水域窄且浅，受到气温的影响较长江干流更强、滞温效应相对较弱。但这仍然不够。“温度是它产卵的硬性条件，现在回过头讲起来觉得好笑，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24年我们往实验区的水域加冰块，把宜昌的冰都要买完了。”常剑波说。
前两次失败的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2025年常剑波团队在胭脂坝挖了一条长长的沟渠，引入大江的水来调节小流域内的水温和流场条件。坝下水温整体后移，且改变的范围十分有限，团队就在“鱼”上做工作。目前人工养殖的个体主要集中在10月份催产。2024年1月起，他们即根据历史水文数据和对产卵场水温的预测，对入选的亲鱼开始了持续的温度过程调整，使其响应环境、发育成熟的周期后移，延迟到11月底、12月初产卵。
常剑波介绍，2025年11月至12月，共投入全人工养殖环境下发育成熟的8尾雌鲟及17尾雄鲟进入实验区域的网箱里。12月1日至5日，在胭脂坝附近人为营造的小环境共观察到3批产卵，这意味着至少有3尾雌鲟发生产卵。
不仅如此，监测到3批次的受精卵都成功出苗。“其中第三批次的质量很好，我们采回来六七十尾小鱼苗做人工培育。从亲鱼到卵到受精卵到鱼苗，我们都完整记录到了。”他提供的一段12月11日拍摄的视频显示，江底堆积的大小卵石长满青苔，江水浑浊，一尾通体发白的小鱼苗在水中活泼游走，潜水人员掏出一个空水瓶，将它收入瓶中。
时隔九年，凭借这些纯淡水养殖、未经过洄游的子二代个体，中华鲟这一物种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再次发生。尽管它依然是高度人为干预下的、小规模、尚未经野生环境验证的成功，但于中华鲟的保护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在2025年11月初对财新谈及中华鲟的保护前景时，常剑波说“我们应该对它有点信心”。随着实验结果出炉，再次回答这一问题，他说“我的信心至少到了80%”。此次实验为后续扩大人工种群规模、优化亲鱼质量提供了技术基础，他计划在本次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技术流程、降低成本，并着手设计下一阶段实验。
按照常剑波最初的设计，每年要有200尾雌鲟参与繁殖，持续投入15年，等到第一批中华鲟长到性成熟洄游长江。这意味着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入。“它不光需要耐心，还需要很大的人力、财力，最终才可能达到一个标准——在我们人力撤除之后，还能够自我维持和运转。”
但除了产卵场这一环节，中华鲟的种群恢复仍任重道远，还涉及其早期生活史、栖息地修复等多个环节。
孵出的仔鱼随大江东去入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李彦亮认为，过去多年的中华鲟保护工作、科研工作都只聚焦于长江上，每年监测的内容也聚焦于葛洲坝下。长时间对海洋保护的忽视，让我们至今无法回答海洋中还有多少后备群体这个问题。
经过多年科普，长江流域的人们已对中华鲟十分熟识。但在近海，放流后中华鲟遭到误捕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渔民并不认识中华鲟，常将之与其他杂鱼一并处理。人们曾经监测到一尾放流的中华鲟，仅在宁波海域就被误捕了四次，最终死亡。
李彦亮说，要确保中华鲟能够在海里长大，并最终回到葛洲坝，海洋的保护空白需要尽快填补。
在设想了所有理想条件——产卵场修复、生态调度、有效放流、海洋保护之后，危起伟给出了一个乐观的预测：最早在2036年，可能会有中华鲟返回葛洲坝下产卵。
不止拯救一条鱼
“一条鱼而已，不过大一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救它呢？”40余年间，这个最初的疑问一次次浮现。
中华鲟面临的局面，清晰体现出水生生物的保护困境。大熊猫、东北虎、长臂猿等陆生动物，都栖息在远离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山老林中，人类想要见一面都十分困难，通过简单的物理隔离就可以阻挡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与之相比，中华鲟洄游产卵的长江，是中国经济高度集中的区域。它的产卵场就在宜昌市中心。在幼鱼从宜昌至长江口的漂流路途中，它要经过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多个大城市，航运、基建、污水、噪音、光污染，这些影响因素最后都汇入长江里，悬在了中华鲟的头上。
“长江水是浑的，中华鲟悄悄生活在水底，我们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其实它距离我们人类非常非常近，就在我们的身边。”庄平说。
恐龙称霸地球的时候，水里就有鲟鱼在游了。物种大灭绝时期，95%的海洋生物灭绝，鲟鱼幸存了下来，它进化了2亿多年都安然无恙。如果把它的生存时间压缩成一天，从1981年葛洲坝截流至今的40多年，只占其中的0.15秒，不够人类眨一次眼。庄平说：“我们眼看着在这么点时间内，它就濒临灭绝了，你说心疼不心疼？”
纵观中华鲟的演化历史，它经历了不断的环境变化和不停的演化适应，逐渐形成江海洄游的习性和复杂的繁殖需求。特定的产卵场要求，一定的产卵条件，这些都直接反映着水文连通性、水环境质量和长江自身的健康状况。刘焕章把中华鲟比作体检时的血液指标，“看起来只是你的指标异常，实际上是身体出问题了”。
根据《行动计划》，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筑坝、航道建设及航运、水污染和城市化等各种人类活动影响不断加剧，中华鲟繁殖群体规模急剧下降，物种延续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出现不连续趋势，栖息地环境急剧恶化。目前，中华鲟自然种群衰退的趋势仍在急速加剧中，现存惟一产卵场的面积逐渐缩小，适宜性下降，繁殖规模逐年缩减，种群延续正面临严峻考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自2003年蓄水运行以来，对产卵场环境的不利影响逐步加剧。同时，长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带来的叠加效应使得产卵场条件更加恶化。2013和2014年连续两年在现有惟一产卵场内均未发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
“其二，各种人类活动胁迫影响凸显，自然群体规模急剧缩小。当前水工建设、航运、捕捞、环境污染等各种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断加剧，中华鲟资源持续下降。长江中华鲟繁殖群体规模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1万余尾下降至目前的不足100尾。葛洲坝截流至今33年来，中华鲟繁殖群体年均下降速率达到约10%，情况令人担忧。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华鲟自然种群将迅速走向灭绝。此外，目前对于我国近海中华鲟的资源和分布状态尚不清楚，严重影响有关保护对策和措施的制定。
“其三，人工保种群体规模有限，面临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困境。尽管目前人工保种群体已具有一定的数量，但目前性成熟个体数量有限，后备亲体来源单一，全人工繁育仍不成规模，且子二代个体的种质质量呈严重下降趋势。因此，如果自然种群衰退，通过人工群体来实现对自然群体的补充，或实现人工群体的自维持，仍存在较大困难。”
《行动计划》表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江湖和谐、生态文明”的有关要求，以《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为指导，以中华鲟为主体，开展长江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行动。要求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强化保护措施，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提高公众参与等措施，实现中华鲟物种延续和恢复，进而维护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行动计划》重新确立了“以自然保护为主，人工保育为辅”的新原则，即在努力保护中华鲟自然种群及其生存环境的同时，适度维持和扩增人工保种群体。
中华鲟是众多沉默消失者的“代言鱼”。就在中华鲟种群崩溃、放弃产卵的同一时期，长江专项调查报告显示，长江有分布记录的448种鱼类中，有130余种未被采集到，占到长江分布鱼类总数的29.9%，其中洄游鱼类占比极高。2021年1月1日启动的“10年禁渔”让捕捞压力锐减，一些鱼类得以喘息，至2024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的土著鱼类增加了36种，但中华鲟、鲥鱼、河鲀等众多江海洄游鱼类仍呈颓势。
黄真理认为，作为中国启动最早、受到关注最多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项目，中华鲟保护仍面临深层困境，保护的成效与投入并不相称。
黄真理的研究认为，过度捕捞、航运、保护区缩减等都会让中华鲟的数量减少，唯有大型水利枢纽导致的洄游通道永久性阻隔与河流水温节律的根本性改变，是中断其自然繁殖周期、导致其“功能性灭绝”的决定性机制。他建议明确水电企业对长江中华鲟、长江鲟、圆口铜鱼、胭脂鱼等救鱼对象保护工作的主体责任，使其成为日常考核指标。
过去几十年，水电企业已逐渐参与到水生态保护中。葛洲坝截流后，有关部门专门设置中华鲟所，其年度放流目标为中华鲟幼鱼5000至1万尾。2008年该所划归三峡集团后，在中华鲟所的建设和运营上投入大量资金。2021年11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三峡集团牵头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针对中华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繁育放流、人工催产、大规格苗种培育等。据三峡集团官网，从葛洲坝截流至今，已累计放流中华鲟70余次超650万尾。为评估放流效果，近年来科研人员对中华鲟进行卫星标记、PIT标记等，定位中华鲟的行踪。“但他们目前还没有公布一个更明确、更高的年度放流任务指标。放流进长江的个体的真实存活率、种群贡献率等也缺少有效的后续监测。”危起伟说。
其次，资金保障不可持续，这也是过去几十年保护历程中各受访者都遇到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物种未来的道路，危起伟提出要么部分开放中华鲟的商业利用，让更多企业进来，通过利用反哺保护；要么明确责任主体，建立中华鲟等长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专门基金，补偿保护工作。
2022年，时任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华鲟也是自然资源，是国有资产。因工程建设导致这一物种丧失，我们是不是应该算算账？”
再次，黄真理提出，水坝救鱼政策和策略需要改革。国际上缓解大坝的“阻隔效应”有三种方式，分别为拆除大坝、建设鱼道或实施大坝的生态运营。
一些受访的水生态专家认为，当前部分涉及自然保护的水利工程管理存在过度规划、过度管理问题。“人类活动对生态影响的认识总是具有滞后性，往往无法在工程上马时作出最周全的预判，许多问题也是在后续运行才逐渐暴露出来。”
危起伟说，中华鲟的个案经验表明，当我们足以改变自然系统的原有轨迹时，基于科学归因的长期生态责任机制，或许是更负责任的、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必要工具。目前的环评要求下，项目方通常在运行期五年内履行监测义务并针对生态影响采取措施。“但对中华鲟这样的物种来说，它要活几十年，工程的影响在短短五年内还几乎不会有显现。”因此，他提出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项目进行“后评估”。除了施工当时、运行期五年内，运行20年、30年、40年之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当初预期的影响有无出入，需再根据监测评估，调整保护工作和补偿措施。
危起伟曾尝试过一些针对上游水电项目叠加影响的“后评估”，但限于条件，后来没能继续。如今他已经退休，面对中华鲟的现状仍很不甘。在2025年11月的中华鲟放流活动上，他和保护区管理处的人商量，最好能给他安排几场讲座，“我给年轻人讲一讲中华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