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周刊》 2026年01月26日第04期
文｜財新周刊 康佳
在江海洄遊的路途中，是哪些“開關”改變了國寶魚的生命軌跡？又該如何為這尾古老的大魚打開生機？
2025年11月的宜昌，整座城市已染上秋意，葉子變成紅色或黃色，一落地便被迅速掃起。天氣晴好，山坡上星星點點搭起了帳篷。
站在江邊，危起偉無心賞秋。聽到當日的江水溫度仍高達21℃，他皺起眉頭，難掩煩躁。水溫是影響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中華鱘產卵的最關鍵因素之一。“它產卵的水溫上限是20.2℃，以前一進入10月，我們就要開始中華鱘產卵調查。現在溫度一直降不下來，這項工作要推遲一個月，有時候要一個半月。”
危起偉生於1960年，從1984年進入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下稱“長江所”）工作，一直從事白鱘、中華鱘等珍稀魚類的研究保護工作。2007年，他作為第一完成人的“中華鱘物種保護技術研究”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因而被媒體稱為“中華鱘之父”。2003年，危起偉救護、放歸了人類視野里的最後一尾白鱘，並在17年後長江“十年禁漁”開始之際，和他的長江所同事們推導出白鱘已滅絕。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正式宣布白鱘滅絕。
有“水中大熊貓”之稱的中華鱘是幸運的。白鱘滅絕後，中華鱘成了長江中最大的魚，常見個體體長0.4—1.3米，體重50—300千克，最大個體體長5米，體重可達600千克。與白鱘等悄無聲息滅絕的物種相比，中華鱘的保護經過長久、持續的關注和討論，在上世紀80年代得到過最高領導層的批示，並被確定為“長江第一壩”葛洲壩的救護對象。人工繁育的成功也為這一物種保住了“火苗”。
2025年11月5日，湖北宜昌市葛洲壩下。圖片中右側為葛洲壩下河勢整治工程中所建設的900米長、52米高的隔流堤，它正位於中華鱘的產卵場。圖：康佳
2025年12月7日，湖北宜昌，三峽集團中華鱘研究所聯合省內高校科研人員，在胭脂壩右岸汊河內通過開挖明渠、設置攔網等方式，在自然水域搭建專屬“產房”，開展中華鱘產卵實驗。圖：劉曙松/視覺中國
不過，中華鱘的命運又是獨特的。它唯有從大海洄遊到長江上游才能完成繁殖，產後待幼魚長到15厘米左右又順流回到外海，就這樣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長。但水利、航運、污染及沿岸經濟活動，讓它野外自然生存的時間與空間愈發逼仄。水利工程的建設讓它失去了大多數“產房”；水庫產生的滯溫效應亦使它適宜繁殖的時間窗口縮減。
20世紀70年代，每年有上萬尾生活在長江口外淺海域的中華鱘溯流搏擊3000餘公里，回到金沙江一帶產卵繁殖。危起偉親眼見證這個數字下降至2176尾、292尾、106尾、27尾……至2024年，這個數字來到令人窒息的10尾。隨着洄遊群體的崩潰，中華鱘的自然種群延續能力也在喪失——據《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及生境狀況公報》，2017年之後，長江中再未監測到中華鱘的自然產卵。
儘管如此，2025年11月10日，由長江所、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下稱“水生所”）、水利部中國科學院水工程生態研究所以及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三峽集團”）下屬中華鱘研究所（下稱“中華鱘所”）等機構研究人員組成的聯合調查隊，還是如往年一般開啟了例行的2025年中華鱘自然產卵監測，長江所研究員杜浩負責統籌協調。
人們在心底企盼着奇蹟能夠降臨。
約2.5億年前，地球上就有了中華鱘的祖先，它目睹了恐龍的滅絕，作為地球上的“倖存者”，見證了青藏高原的隆起和雲夢澤的消亡。但在短短40多年間，野生中華鱘的生存狀況急轉直下，群體數量岌岌可危。IUCN發布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中華鱘已被評估為極度瀕危物種。
1998年11月6日，湖北宜昌，科研人員在長江中捕撈野生中華鱘，用於繁殖研究。圖：李新風/視覺中國
我們試圖回溯中華鱘的保護歷程，探尋在江海洄遊的路途之中，究竟是哪些“開關”改變了國寶魚的生命軌跡。而在當下，我們又該如何為這尾古老的大魚打開生機。
惟一的救魚對象
湖北宜昌的大街小巷，隨處可見這座城市的宣傳標語——“宜昌，一座來電的城市”。宜昌位於長江邊，至2023年，該市以0.2%的國土面積，裝備了全國7%的水電裝機容量，世界最大的水利樞紐三峽工程位於宜昌境內，“萬里長江第一壩”葛洲壩就在宜昌市區。
上世紀50年代後期，在長江流域規劃中，葛洲壩被選定為三峽工程的反調節工程。因大壩形成的物理屏障阻斷長江的自然流態，會對水生生態、漁業資源產生巨大影響，“救魚”問題幾乎在同一時間引發關注討論。
毛澤東於1964年提出“興修水利要救魚、救船、救木”。此時長江淡水魚產量佔全國三分之二，其保護事關全國。
矛盾的焦點首先落在四大家魚（青、草、鰱、鱅）上。據水利部等單位1989年編纂的《葛洲壩工程重大技術問題討論文集——救魚》（下稱《救魚》）記載，1958年，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現為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下稱“長辦”）等單位調查後認為，宜昌上游有全國最大的四大家魚產卵場，建議修建過魚設施。
1960年，水生所等機構在覆蓋全長江的《長江青、草、鰱、鱅產卵場總報告》中得出了不同結論，認為四大家魚在中下游廣泛水域均可產卵，“毋需設置過魚設施”。這一分歧，引發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科學論爭。
1970年底，葛洲壩工程獲批動工。同年，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現場審查會議召開，《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過魚建築物設計報告》記錄了會上兩種主要觀點：一方贊成修建過魚建築物，認為過魚設施對中華鱘、達氏鱘、白鱘等瀕危魚類的生存至關重要，也可讓鰻鱺（鰻魚）索餌育肥，讓四大家魚和銅魚、鯿魚、刀鱭等洄遊產卵；一方不贊成修建過魚建築物，認為上下游親魚產卵場眾多，過魚設施投資巨大，但效果不足10%。
之後多年，有關部門多次開會討論葛洲壩的救魚對象、救魚方法等。據1979年9月長江葛洲壩工程救魚問題討論會會議紀要，各方當時在救魚對象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認為四大家魚、銅魚、鰻鱺等均毋需專門救護，“長江魚王”白鱘雖被反覆提及，但因對其生殖洄游習性尚不清楚也未被明確列入，最終鎖定的救魚對象是中華鱘。
這主要基於中華鱘江海洄遊的特性。它在長江上游出生後，幼苗降河入海成長棲息，最長可活40多歲。等達到性成熟（雄鱘8—18歲，雌鱘14—26歲），又逆流而上至長江上游，繁殖產卵後返回大海，如此往複世代輪迴。
中華鱘是長江中僅次於白鱘的大魚，是漁民口中的“千斤臘子”，一尾中等體型的中華鱘有三四米長，要五六個人才能抬起來。究竟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拯救這尾大魚？至1981年1月4日葛洲壩大江截流工程合龍時，仍沒有一個明確結論。長辦預留了一個機組的位置，為可能採取的過魚設施留出空間。
1981年1月，隸屬於原國家水產總局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的工程師錢志林、庄來生和中國環境保護學會理事馬錫棟等8名專家聯名發出緊急呼籲，稱“像中華鱘、白鱘、白鱀豚這些珍貴稀有的物種，如果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遭到滅絕，不僅會在世界人民面前丟臉，並將永遠遭到子孫後代的譴責”。同月，《光明日報》報道了葛洲壩魚道一事，“是否要給中華鱘修魚道”引起廣泛討論。
據《救魚》一書披露，1978年，原國家水產總局一份針對葛洲壩水利樞紐救魚措施的意見中強調，中華鱘的價值不是普通的經濟賬可以算出的。它是中國特有的珍貴魚類，數量稀少，是與恐龍同一時代的“活化石”，在科學研究上有重要價值，破壞它會產生其他生態方面的連鎖反應。修建過魚設施不僅可保障中華鱘本身，還可惠及其他洄遊魚類。原國家水產總局的意見是“兩條腿走路”——以儘快建造過魚設施為主，輔以人工繁殖研究。
1980年12月26日，長辦在回復原國家水產總局的一份意見中提到，中華鱘有一定的經濟意義，產卵量大質美，若人工繁殖成功，發展前景很大，應當加以保護並開展研究工作。長辦的意見是，救護中華鱘的根本途徑是人工繁殖。
水生所總體支持長辦意見，余志堂等人在《葛洲壩水利樞紐對長江魚類資源的預測》中表示，在經濟魚類中，葛洲壩對中華鱘的影響可能是最嚴重的，但“全世界共有鱘魚17種，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見到哪一種鱘魚由於興建水利工程而絕種的事實”，其結論是：保護的重要途徑是通過人工繁殖和放流解決中華鱘問題。
2025年11月5日，湖北宜昌市燈塔廣場，危起偉參加一場中華鱘的放流活動。當天一共放流了中華鱘1024尾，他在發言中介紹了中華鱘的瀕危狀況。危起偉一直從事白鱘、中華鱘等珍稀魚類的研究、保護工作，被媒體稱為“中華鱘之父”。圖：康佳
原國家水產總局認為，“任何一項工程對環境的影響都是深遠的，不可能用現實的技術經濟加以代之”。
翻閱歷史資料不難發現，對於中華鱘的價值認識和保護途徑，兩種觀點的分歧不僅表現在是否應該修建過魚設施，其保護邏輯就有極大差異，這種差異也貫穿到後續其他項目的論證和決策中。比如原國家水產總局在此次辯論中率先提出對大型水利工程建設必須做環境影響評價的建議，20多年後，《環境影響評價法》正式實施。
原國家水產總局之後上書中央。《救魚》披露，1981年1月15日，中央最高層批示要求國家水產總局研究，國家農委召集專家論證，提出解決辦法。當年2月，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在會上表示，需研究清楚中華鱘的生態習性，搜集國外救魚方向資料，基於確切的根據得出結論。大壩截流後，長江水文已發生明顯變化。國家農委部署對截流後的產卵場變化進行調查，了解中華鱘是否存在性腺衰退等情況；同時，要求水產部門加快研究中華鱘的人工繁育問題；又派出兩組人馬，分赴美國、蘇聯調研魚道的技術和應用效果。
1982年3月，水生所在葛洲壩下的沙市江段採集到中華鱘幼魚10尾；當年夏天，又在長江口採集到了中華鱘幼魚120尾，經鑒定都是在1981年秋季出生。這說明葛洲壩截流後，中華鱘仍能在長江自然繁殖後代。
1982年秋冬的中華鱘產卵季，水生所在宜昌江段捕到了46尾剛吃下中華鱘魚卵的銅魚，之後又在下游約20公里捕撈到了中華鱘的幼苗。同期，長江所亦捕到數尾吞食中華鱘卵的銅魚。這進一步說明中華鱘能在葛洲壩下的江段完成自然繁殖。
調查結果成為影響決策的關鍵。1982年12月24日，國家農委、水利電力部和農牧漁業部根據上述情況提出處理意見並上報中央：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對中華鱘的救護措施可以不考慮修建過魚建築物，以免造成經濟上的損失浪費，並建議以人工繁殖作為保護和發展鱘魚資源的主要方向。
1983年，長辦主辦的期刊《人民長江》刊發消息，稱九個單位的水產科研人員進行座談鑒定，一致認為中華鱘在壩下產卵和正常繁殖是事實，能在壩下江段依靠天然繁殖保持物種。
根據以上情況，有關部門於1982年12月決定，葛洲壩工程不考慮修建過魚建築物。
回望幾十年前的爭論和決策過程，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黃真理認為，當時基於民主和科學原則、依靠權威科研機構的意見作出了最終決策，考慮到後續三峽的建設，為中華鱘修過魚設施難度很大。
“葛洲壩救魚之爭影響巨大，讓後續眾多大型水利工程的物種保護，進入‘重人工放流，輕水壩影響’的路徑依賴。”
從“水花苗”到8萬尾幼魚
葛洲壩工程動工後，水產部門也開始中華鱘人工繁育的嘗試。1972年，農林部下達全國農林重大協作項目，其中包括“長江鱘魚類專項”，鱘魚的人工繁育和幼魚培育實驗研究是主要內容之一。
葛洲壩截流前，中華鱘秋季沿江上溯至四川屏山一帶產卵繁殖。重慶市長壽湖水產研究所（現“重慶市水產科學研究所”）憑藉地理優勢，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對中華鱘的天然產卵場進行調查，並從1972年開始了中華鱘的繁育探索。
中華鱘從近海洄遊進入長江口時，性腺多處於Ⅲ期，之後一年多的洄遊過程中，在冷水刺激和能量積累轉化下，性腺逐漸發育至Ⅳ期，達到能夠繁殖的狀態。但個體發育有明顯差異，從眾多的洄遊個體中挑選出適宜繁殖的個體，是人工繁育的第一步。
據該研究所謝大敬等人撰文，每年鱘魚產卵季，漁業社在產卵場附近用大鉤、刺網等捕獲鱘魚。選雄鱘相對容易，只要擠壓它的腹部，如果沒有精液流出就說明尚未達到繁殖條件；如果流出的精液呈白水狀，說明其精子質量低劣、存活時間短；如果精液呈煉乳狀，則說明其精子質量佳，是發育良好的適宜個體。
相較之下，雌鱘的選擇過程更複雜，先觀察確認懷卵個體——它們往往腹部膨大且具有彈性，之後用挖卵器穿刺進入生殖孔，取出少量卵粒樣本，檢查它的大小和發育狀況。成熟的卵一端會呈現出深色的、同心圓狀的極性斑紋，這標誌着卵母細胞已做好了接受精子的準備。
這些水裡的巨物轉移難度很大。研究人員像拴牛馬一樣，把捕獲的中華鱘拴在江邊操作，用繩子從親鱘的口中穿入、由鰓孔中穿出，固定在木樁或石頭上，確保它能接觸江水，也能有一定的活動餘地。
最初學習蘇聯對閃光鱘、歐洲鰉、俄羅斯鱘的人工繁育探索，嘗試腦垂體催產，將性成熟魚類的腦垂體摘取、製備成懸液，注射到另一條即將成熟的親魚體內，促使親魚性腺最後成熟排精、排卵，人工使精卵充分接觸，完成授精。
2025年10月29日清晨，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從保種池內的41尾魚中，選出符合人工授精條件的雌魚、雄魚。這批魚是 1997 年至 2003 年間繁育的子一代。中心主任周青介紹，儘管該批次的魚目前正處於繁殖高峰期，但因人工繁育的中華鱘性成熟比例很低，因此篩選過程十分關鍵。圖：康佳
經過兩個小時的挑選，最終選定了雌魚3754號與雄魚0642號，工作人員將它們運往待產池隔離。圖：康佳
採到卵粒後，中華鱘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周越迅速將提前採集、冷藏保存的精液與之按比例混合，通過不斷攪動讓卵粒完成受精。圖：康佳
授精之後需及時給受精卵脫黏處理，否則受精卵粘連容易導致缺氧死亡。圖：康佳
1972年10月，重慶、四川水產部門對在金沙江捕撈性腺發育至Ⅳ期的雌性中華鱘進行拴養催情實驗，首獲成功，孵出了鱘苗。1973年至1976年，篩選出雌鱘15尾，除3尾因捕撈受傷太重、受試過程中死亡，其餘催情注射均獲成功。
葛洲壩大江截流後，1982年，水利部成立葛洲壩工程局水產處（後發展為“中華鱘所”），規定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和完善中華鱘人工繁殖放流技術，並進行實驗性生產，網捕中華鱘過壩，使得鱘魚在人工控制下孵化幼苗，開展中華鱘生態習性的研究”。這是中國籌建的第一個鱘魚人工繁殖放流站。
1983年，基於重慶、四川水產部門的經驗，長江所組織協調多家單位，利用壩下捕到的親鱘進行人工繁殖實驗，孵出仔魚20萬尾。次年，在剛建成的中華鱘人工繁殖放流基地，中華鱘所也成功催產3組中華鱘，獲得了魚苗4萬餘尾。
2025年10月28日，湖北省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內，剛孵化出的中華鱘仔魚如綠豆大小。2024年，農業農村部公布第一批8家“中華鱘種源保護繁育基地”，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入選。圖：康佳
據中華鱘所劉勇撰文總結，他們對原人工繁殖中的一些環節進行改進。比如原使用的催產素鱘魚腦垂體，需殺死中華鱘親本獲取，從1985年開始，他們使用人工合成的LRH-A來催產，相比腦垂體的成本更低、效果好。此外，他們更換了篩網式的孵化器，以配合鱘卵沉底、靜置孵化的需求。種種改良之下，苗種的存活率“從1%增加到了13%”。
但人工繁殖孵出仔魚只是萬里長征走出的第一步，13%的存活率仍然不夠。理想的人工繁育，應是在輔助仔魚度過死亡高峰，再放流入長江以補充種群。苗種存活率低下，讓繁殖和接下來的放流工作長時間陷於被動。“眼看着孵化出來的仔魚養不活了，就把孵化出來的仔魚都倒到江里，說是放流，但全都撒‘水花’了。”危起偉說。
人工繁殖取得階段性進展後，原傾斜於中華鱘的科研資金銳減。長江所三個關於中華鱘的課題組一度只剩危起偉一人，許多同事轉而研究與生產更貼近、更具經濟價值的甲魚等。“但真實情況是，大魚催產之後都死了，小魚也養不活，中華鱘保護的問題沒解決是吧？”危起偉說。
經湖北省水產局研究，同意對中華鱘的副產品（產後死亡個體）進行統一的特許銷售，以彌補科研經費缺口。但中華鱘腥味重，除了湖北石首人用它來涮火鍋，吃的人並不多。“用板車拖一條大魚拉到街上，五毛錢一斤都沒人買。後來湖北省水產局的老局長和我說，你要有經濟頭腦，這個魚不能把它賣便宜了，一定要把價格提起來。”危起偉回憶，最後輾轉聯繫到廣東中山的特級廚師歐陽文亮，他用中華鱘做的“鱘龍宴”一炮打響，自此打開了銷路。
1989年，危起偉牽頭重啟了中華鱘人工繁殖研究組，租賃宜昌市一家魚類繁殖和育苗機構的設施開始相關工作。從重慶、四川研究人員最早嘗試孵化繁育，採用的一直都是水泥做成的家魚孵化環道等設備，危起偉也是如此。但這些孵化出來的仔魚總是在不到半個月時，“先是打轉轉，然後就死掉了，美國的專家說是頭部被病毒感染了”。
1992年，他偶然看到同事把胭脂魚卵放到解剖盤裡孵化，就往解剖盤裡添了點水，把受精的鱘魚卵放到裡邊，竟然真的養到了它出苗。鱘魚卵綠豆大小，在孵化過程中會不斷隨水流在底層移動。危起偉推測，多年來的孵化容器要麼由水泥做成，要麼由玻璃鋼做成，對剛孵化出拖着大大卵黃囊的仔魚來說，它們太過粗糙，隨水流動時極易擦傷，但難以被人察覺。於是，他在水泥池的底部和池壁鋪了一層光滑的瓷磚，光是這一點小小的改變，讓他在當年獲得了數千尾的幼魚。
仔魚孵化後，初期仍依賴卵黃囊供給營養，至12天左右向開口攝食過渡，這是它們生存的“第一道鬼門關”。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東海水產研究所（下稱“東海所”）研究員、原所長庄平的研究表明，仔魚消化系統在開口後的7天內處於快速發育和功能完善期，非常脆弱，易受餌料、水質等外界因素影響，極易發生大規模死亡。如未能及時實現開口、持續獲得有效的營養，即便後續進行投喂補救，個體短暫存活後最終仍會死亡。
因此，把握開口初期的“黃金投喂窗口”，並提供適宜、充足的餌料，是提高仔魚成活率的決定性環節。根據長辦赴蘇考察人員的書面彙報，蘇聯從亞速海向裏海移植雙殼類軟體動物和多毛類的沙蠶，使裏海的底棲動物增殖供養鱘魚生存。重慶、四川水產研究人員最初探索時，分別採用了水蚯蚓、搖蚊幼蟲等作為開口餌料。
“只要能順利吃到第一口食物，它的成活就不太成問題了。”仔魚開口時個體大約31毫米，嘴巴很小，需要找到適口的餌料。危起偉說，他們最初用豐年蟲、輪蟲等做實驗。豐年蟲小，適宜取食，但提供的營養不足，仔魚在開口後便越長越慢；水蚯蚓個體太大，對仔魚來說並不適口。於是他們將水蚯蚓打成小小的碎塊，確保仔魚能夠順利進食，成活率再度提高。
摸索幾年之後，人工授精—仔魚孵化—幼魚養殖的技術逐漸成熟。但溫度仍是整個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關鍵。每年11月之後，湖北的水溫隨氣溫下降，自然環境中的幼魚會降河進入溫暖的大海，人工孵化的幼魚則困於寒冷的養殖池塘和湖泊。水溫一旦低於15℃，幼魚還是會大規模死亡。
“那麼多的魚，我又燒不起鍋爐去加溫。沒辦法，1996年我又找到歐陽文亮合作，在中山建養殖池，把孵化好的水花苗空運過去養，中華鱘苗種培育成活率一下子提高到九成以上，幼魚養到能放流了再坐飛機回來。”危起偉說，中華鱘的大規模養殖自此開始，1998年，他們培育出約8萬尾體長12—20厘米的中華鱘幼魚，大大突破了歷史紀錄。
千萬放流下的“零洄遊”
從1997年起，一條從“水花苗”到“後備親魚”的完整生產線似乎已經打通，人工種群開始搭建，有效放流也由此開始。
葛洲壩截流後，每年壩下科研捕撈的個體中，僅有一小部分性腺發育至Ⅳ期，可用於人工繁殖。因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長江所多名研究人員就提出：“人工孵化用的親鱘依靠捕撈壩下天然洄遊群體是不行的。長遠來看，必須建立在人工蓄養親鱘的基礎上，才是解決人工孵化用親鱘的根本途徑。”
中華鱘是一種大型動物，人工養殖個體是十足的“吞金獸”，如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一尾子一代中華鱘的政府收購價格達到10萬元。儘管長江所建設了中華鱘繁育基地，但危起偉認為，僅靠單個科研機構建設人工群體並不切實際，於是與多個企業合作，在廣東、福建、江蘇、湖北等多地建立了中華鱘的繁育基地。
子一代幼鱘要等十幾年才能達到性成熟，在等待的十幾年間，繁殖來源依然牢牢系在日漸稀少的野生親鱘身上。與習慣於淡水環境的人工養殖個體不同，這些野生個體從進入長江後便不再進食，一直等到產卵繁殖結束，接觸到海水後才會再次張口。因此，用於繁育的親鱘幾乎都成為“一次性”用品，催產後便死亡。
一位水利水生態專家提到，上世紀90年代做資料總結時發現，放流魚苗對中華鱘種群的貢獻率不足3%，而科研捕撈給繁殖群體帶來的損耗常常高於15%。對比這兩個結果，他“大吃一驚”。從1998年開始，有關部門調整科研捕撈的指標。
葛洲壩下捕撈的野生個體，產卵之後身體虛弱，“但你怎麼喂，它就是死活都不張口，不吃東西，你看着它消瘦，最後被活生生餓死”。隨着洄遊產卵鱘魚的日益減少，危起偉開始思考，如何讓野生親鱘不再成為“一次性”的消耗品。
2005年，危起偉與養殖設備先進、可以調控溫度的北京海洋館合作，給鱘魚注射了緩解應激藥物、抗生素、營養液“把命保住”後，把一批野生中華鱘拉到北京。
如何才能讓這些倔強的大魚開口，他諮詢美國的獸醫，了解到有野馬不進食時，通過胃管強制餵食流食來刺激食慾，讓它主動張口進食。危起偉於是讓潛水員手持90厘米長、直徑1厘米的硬塑料管，趁中華鱘張口時，將食物直接送至它的食道中下段強制餵食。反覆餵食20天左右，中華鱘果然產生了食慾，開始主動張口。如今，北京海洋館惟一一隻在人工環境下生存的野生中華鱘“厚福”，就是依賴這一技術活了下來。
2007年，危起偉團隊完成的“中華鱘物種保護技術研究”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團隊突破了苗種培育成活率長期低下（＜10%）的技術瓶頸，使大規模中華鱘苗種培育成活率穩定達到80%以上；在中國率先建立了中華鱘成魚多種形式的規模化養殖體系，形成了人工後備親魚不同年齡梯隊群體；在海洋館人工條件下，突破了野生中華鱘產後親體開口攝食的技術難關。作為最主要的完成人，危起偉在人民大會堂捧着大紅的證書留下合影。
有了這一突破，再加上2008年根據監測回到葛洲壩下產卵的中華鱘數量已跌至72尾，2009年農業部叫停了野生中華鱘的科研捕撈。
同年秋天，中華鱘所也傳出好消息——子一代的雄鱘和雌鱘在人工養殖條件下發育到性成熟，並通過人工繁殖成功獲得中華鱘的子二代個體。項目組組長郭柏福表示：“中華鱘全人工繁殖的成功，標誌着人類找到了不依賴稀有的野生親魚就能把中華鱘長期保存下來的有效途徑。”
對絕大多數瀕危物種而言，“子二代”的成功表示它能在人工控制的環境下，完成從出生、發育、性成熟到繁殖的全生命周期，意味着物種的保護擺脫了對野生種群的絕對依賴，退一萬步講，即便已經野外滅絕，但至少為這一物種的未來恢復留下了“星星之火”。
後續過程中，長江所亦成功產下中華鱘子二代。但一直等到2021年，人工群體才開始批量性成熟，“生產線”的源頭被真正續上。當年，中華鱘幼魚的放流數量超過30萬尾。2024年，中華鱘放流數量首次超過百萬尾。
2025年12月，中華鱘的人工群體更進一步，首批全人工繁殖的“子三代”在中華鱘所孵化成功。中華鱘所總工程師姜偉表示，未來，保有量更大的子二代中華鱘將接替子一代，成為繁育主力，人工種群建設將進一步打破“產能”瓶頸，進入“可持續、規模化繁育”的新階段。
就在人工繁殖技術突破一個又一個難點時，40餘年過去，這場持續最久、投入最大的人工實驗，也面臨另一個尷尬的結果——人工繁殖的中華鱘累計放流近1000萬尾，但迄今明確的洄遊記錄為零。
針對“千萬放流零洄遊”的現狀，危起偉解釋，如果把“1000萬”這個數字剖開來看，最初15年育苗技術並未突破，1000萬中有600萬放流為無效的“水花苗”。1997年，育苗技術突破後，連續三年的放流規模達到了10萬尾，但很快因資金缺乏下滑至零。至2009年，野生親鱘的捕撈被叫停、人工群體未批量性成熟，進入“無魚可放”的階段，放流數量從一年42.5萬尾暴跌至0.3萬尾。直至2021年子一代批量性成熟，才開啟了真正的大規模放流。
中華鱘懷卵量大，一尾野生個體平均懷卵60萬粒，但即使在自然條件下，經過十幾年成長，最終成功洄遊回到葛洲壩下的可能只有30尾左右。這意味着，從時間上說，由大規模放流成功到洄遊抵達葛洲壩還需要十多年時間；從數量上說，必須有足夠多的放流數量才能覆蓋萬分之0.5的概率。
“全世界救護鱘魚，增殖放流是最主要的措施之一。”杜浩說，“放流是全球鱘魚保護的通用語言，比如俄羅斯，他們一年就要放1000萬尾鱘魚，我們40年才放了1000萬尾，這中間其實還有很大差距。”
杜浩介紹，從目前的監測來看，4月齡至8月齡的人工繁育中華鱘，有約20%的個體能夠成功抵達長江口；1年齡中華鱘抵達河口的比例更高，能達到50%以上。不過，顯而易見，由河口回溯上游才是對這些大魚真正的考驗。
另一重隱憂是“種”的退化。2024年，農業農村部公布第一批中華鱘種源保護繁育基地，經統計，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長江所、中華鱘所等八個基地，共保有達到繁育年齡的中華鱘人工群體4000尾左右。但在多個中華鱘種源基地，長期圈養帶來的種群退化現象日益明顯。
受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委託，水生所研究員劉煥章、危起偉等對全國的中華鱘養殖群體進行了普查和建檔管理，發現種源基地養殖池多數偏小、水體空間不足，由此導致中華鱘個體偏小，體重僅為野生群體的一半，整體健康狀況欠佳。養殖群體的生育能力也大大下降，雌鱘懷卵量從64萬粒下降至35萬粒，雄鱘的精子劇烈運動時間從248秒降至49秒。
“這些魚都到了繁育年紀，但每年能從50尾里選出1到2尾能用的雌魚，就已經非常不錯了。”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主任周青坦言，中心共保有子一代中華鱘約600尾，雖採取“應繁盡繁”的原則，但養殖中華鱘的個體、懷卵量、性腺發育等與野生個體差異明顯。
危起偉建議，放流工作借鑒美國經驗。他們會在產卵場放流幼魚之後，繼續監測和科學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調整和優化放流方案。為改善人工繁育中華鱘群體的體質，危起偉曾提出一個大膽構想：讓養殖鱘在人工控制的自然水體中，模擬完成“江—海—江”的生命歷程，保持其野性與體質，但因資金問題，目前未能真正落實。
只剩1%的產卵場
比起人工繁育種群的增殖、放流以及未來的洄遊、產卵，中華鱘野生種群的保護也經歷了艱辛的過程，其中的部分生死考驗，也是未來從大海重返長江的人工繁育個體必須遭遇和直面的現實。
1981年葛洲壩截流後，四川省水產局上報，省內鱘魚減產一半。由於大量中華鱘被擋在了葛洲壩下，湖北當地漁民當年捕撈量達到了創紀錄的1002尾。
因頂流上溯的習性和繁殖後代的本能，有中華鱘撞上大壩死傷。據原國家水產總局朱祖武、潘榮和《參加聯合工作組調查關於拯救長江魚類問題的情況彙報》，它們有的吻部撞裂，有的鰓蓋翻起，腹中懷有大量的卵粒。“我們在宜昌遇到的一位同志，聽說我們來調查救魚問題，對我們說，鱘魚真是遭罪啊，是得想想辦法搶救。”
和那些適應性很強的魚類相比，中華鱘有些“認死理”。在周青看來，這尾魚以“中華”命名並非巧合，它不吃不喝跨越幾千公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產卵繁殖，與根植在民族基因中的“落葉歸根”觀念十分相似，“要不它怎麼叫中華鱘呢？”
為了送中華鱘回到壩上產卵，有關方面曾短暫採取“網捕過壩”的臨時措施。1982年至1984年，共捕撈了82尾親鱘過壩。危起偉說，中華鱘生性膽小、容易應激，常在這一過程中發生死傷。更致命的是，產卵後的親魚要返回大海，在下到葛洲壩江段時無路可選，只能通過渦輪機。
危起偉最初參加工作時，常在壩下看見被切成幾段的白鱘、中華鱘屍體，“年年撿死魚，每年都有幾十條”。1984年，他從江西大學（現南昌大學）生物系畢業，被分配到長江所做產卵監測。他從小在江邊長大，彼時與中華鱘初相識，覺得它只是一尾魚，不過體型大一些而已。
“大”是中華鱘最大的特徵。水生所副研究員高欣記得與中華鱘的第一次近距離見面，他先是聽到了攪打水面的響聲，“一聽就是一條大魚”。他好奇地趴到池子邊去看，一個魚鰭慢慢從水裡升了上來，後邊是一團巨大的黑影。他跑到池子架設的連接廊上，那龐然大物就在腳下緩慢游過，讓他感受到了十足的震撼。
中華鱘是底棲魚類，長時間趴在江底，水深十幾米根本無法用肉眼觀測，一般通過解剖食卵魚來估算產卵場的範圍和規模。每年秋天中華鱘產卵季，危起偉就混跡在宜昌碼頭，和“船老大”們打得火熱，人手不夠就上船僱傭一些四川來的工人幫忙捕撈和解剖銅魚。
1993年，美國地質調查局洄遊性魚類研究中心的魚類行為、生態學家博伊德·基納德（Boyd Kynard）博士帶來了一套追蹤鱘魚的超聲波跟蹤設備。捕撈到野生的中華鱘後，用細鋼絲將超聲波發射器拴在魚背部的骨板上，再放回江里，開着船用信號接收器追蹤大魚。
第一次追蹤，他們租的是一條大而笨重的漁政執法船。江面的大船根本追不上江底的大魚，信號不到一個小時就丟失了，基納德失落歸國。危起偉心有不甘，又去重新租了一條6米長的捕魚小船，把船開到壩下，關掉柴油發動機，隨水向下游漂流。
1993年10月30日，信號接收器傳來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聲音，危起偉形容那是他聽過最美妙的聲音，失而復得讓他欣喜若狂。中華鱘產卵時肌肉會震動，超聲波發射器的信號也會發生明顯變化。通過追蹤，他首次精準定位到了鱘魚產卵的確切位置。
“美國人做事比較精細，他們不光要跟蹤到魚，還要下錐形的采卵網到江底，採到新產出的卵才算定位到精確位置。”產卵網要怎麼下、各個網如何布陣、信號接收器怎麼掛、多少赫茲時信號最清晰……之後危起偉與基納德合作多年，事無巨細探討這些工作，逐漸成為很好的朋友。
隨着產卵場數據的積累，中華鱘對“產房”的要求變得清晰。2002年，杜浩成為危起偉帶的第一個研究生。“以前危老師問我，中華鱘為什麼一定要跑到金沙江去產卵呢？我沒答上來，但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子裡，就是想不通。”杜浩說，後來他通過拍攝水下視頻，清晰看到了中華鱘的產卵場，橢圓形卵石層層疊疊有幾十厘米，結合歷史產卵場的數據，答上了這個問題。
中華鱘產卵場對河床的形態和底質有特定需求，通常產卵場上有深水急灘，中有深窪的洄水沱，下有寬闊的石礫或卵石淺灘。葛洲壩下的新產卵場，恰好能滿足這幾個條件。但再往下，長江中下遊河勢平緩，江底也逐漸變為細沙和淤泥，流速和底質都無法滿足“產房”的硬件要求。
經過深入調查，人們逐漸摸清了新產卵場的規模。據杜浩統計，葛洲壩截流前，中華鱘在長江上游金沙江的產卵範圍超過600公里江段，產卵場共20餘處；截流後，葛洲壩下的產卵範圍約4公里，穩定的產卵場僅有1處，面積不足截流前的1%。
雌、雄鱘魚通常集中排精、產卵。高欣認為，葛洲壩下產卵場的面積較小，直接影響了參與繁殖親魚的數量。壩下這片惟一的產卵場每次只能滿足數十尾雌鱘完成繁殖活動，許多雌鱘儘管洄遊到壩下，但無法參與繁殖，制約了種群的規模。
至上世紀90年代後期，野生中華鱘的洄遊數量從1981年的千餘尾，下降到了300尾左右。人們一度認為，在嚴格實施保護措施的情況下，雖然中華鱘的數量難以回到歷史巔峰，但至少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小種群，保住這一物種的野外存續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野生中華鱘面臨的窘境才剛剛開始。
失守的“產房”
葛洲壩之後，三峽工程亦開始論證。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根據《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書》，白鱘、白鱀豚、中華鱘、胭脂魚等珍稀水生動物被列為保護對象。
1996年4月，經湖北省政府批准，葛洲壩下80公里範圍被劃為中華鱘省級自然保護區，以保護其產卵場。2002年4月，上海市政府亦批准建立長江口中華鱘自然保護區，以保護幼魚降河索餌。
2004年，湖北省水產管理辦公室組織開展工作，想將省級自然保護區升級為國家級，危起偉參與了材料準備工作，但申報最終擱置。保護區面積不增反降。據公開信息，2008年，湖北省農業廳、水產局等組織專家論證，將保護區範圍從壩下80公里江段縮減為50公里江段。
湖北省宜昌市中華鱘省級自然保護區內展示的中華鱘標本，後面的水族箱中是人工繁育的中華鱘。圖：康佳
葛洲壩截流後，中華鱘的洄遊路程縮短為原來的三分之一，抵達新產卵場的時間大大提前。但它要一直等自己的性腺發育成熟，次年秋季才參與繁殖。在此期間，中華鱘就待在產卵場下游水深超過40米的深潭休息。壩下這樣的空間十分有限，此次保護區調整，將原本位於葛洲壩下55公里處的一間“待產室”划出了保護區。
“我們的核心區就在宜昌市中心。”一位中華鱘保護區管理處工作人員表示，“按照最嚴格的規定，這裡應禁止人類活動。但過江通道、跨江鐵路，你不可能攔着不建。長江還是‘黃金水道’，要發展航運，你也沒辦法把它圍起來保護。”
保護區升級受阻，同一時期，施工機械也開進了中華鱘的“產房”。
2003年，三峽大壩下閘蓄水至135米，三峽船閘開放通航。2004年12月，服務於一號船閘的葛洲壩下遊河勢整治工程開工。工程包括在江心建一堵900米長、52米高的隔流堤，施工地點正位於中華鱘最後僅余的那塊產卵場。
危起偉回憶，當時他與眾多專家都表示反對。儘管後續在上級部門關注後，施工方暫停施工、補充環評手續，但隔流堤最終還是建了起來。
據《中華鱘保護生物學》一書記錄，施工期間，相繼發現2尾機械傷害致死的中華鱘和7起誤傷事故。更重要的是，河勢整治工程直接改變了這一江段的水文和底質條件。2007年，杜浩監測發現，中華鱘被迫放棄了已利用幾十年的產卵區，轉移到了壩下產卵。新的產卵區域緊挨着渦輪機，經測算，有效的產卵面積僅剩0.1平方公里。
庄平從事漁業生態學和資源保護研究40餘年，他把葛洲壩下那一小片的礫石區，比作中華鱘最後的“產房”。“這些洄遊的孕婦，最初有100間產房可以生孩子，後來只能被迫擠在1間產房裡。河勢整治工程之後，連最後的一間產房也難以保住了。逼得她只能在大街上生孩子，沒有必需的環境條件，孩子的健康自然成問題。有的孕婦乾脆選擇放棄生孩子。”
按照後續補充環評中對中華鱘的保護計劃，需開挖、清理部分壩下河床，以緩解隔流堤對水流流速的影響。但在施工過程中，發現河床出現膠結卵石，無法採取非爆式開挖方式，因此相關工作從2007年停擺至今。江水洶湧，18年後，這堵建在中華鱘“產房”上的巨大混凝土牆，巋然不動。
滯溫效應
中華鱘的生存，還遇上了一個前期多重論證中都未曾預料到的風險——升溫。
鱘魚家族普遍偏愛冷水，對水溫敏感。研究顯示，在不適水溫下，高達50%的雌性俄羅斯鱘會吸收卵粒、放棄繁殖。
黃真理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系，1993年至2012年在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任職，負責協調三峽工程生態保護管理和研究工作。他介紹，最初討論三峽工程的水溫影響時，主要考慮了春季低溫水的問題，並沒有考慮到滯溫效應抬高秋季水溫對中華鱘的影響。
滯溫效應是指由於水庫調節作用，比如水壩泄水導致夏季水溫降低而秋冬季水溫升高的現象。黃真理解釋，具體到三峽水庫，每年3月至8月，下游水溫降低0.5—3℃；9月至次年2月，下游水溫升高1—3.5℃。“這種‘夏涼冬暖’的反自然現象，影響到了下游38公里的葛洲壩江段，直接抑制了壩下中華鱘的自然繁殖。”
江水於中華鱘而言，像一層外置的“羊水”，它用17—20℃的最宜水溫包裹住中華鱘的受精卵，讓它們健康成長發育為仔魚。如果江水溫度持續過高，中華鱘就會放棄產卵，即便有個體冒險產下卵，受精卵也易因高溫發育畸形或夭折。
脫黏處理後，將受精卵放入噴淋式的孵化設備中。中華鱘喜冷水，孵化時需將水溫控制在19℃左右。一直保持水流噴淋、孵化床撥動來確保它所需要的溶解氧，直至魚苗出苗。圖：康佳
1997年10月27日，危起偉（右）在葛洲壩下廟嘴江邊催產收集中華鱘卵。圖：受訪者提供
中華鱘通常在10月份發生首次產卵。據《中華鱘保護生物學》一書記錄，三峽水庫蓄水至165米的2003年，葛洲壩下水溫比往年持續高出約1.5℃，一直等到11月6日，中華鱘的產卵才姍姍來遲。當年危起偉團隊採到的卵，受精率從之前的80%左右暴跌至23%；採獲的魚苗也在正常的實驗條件下幾乎沒有存活。
書中數據顯示，從這一年起，中華鱘產卵的時間整體後移，再未在10月份產過卵，產卵次數也從每年兩次減少為每年一次。2008年，三峽水庫蓄水至175米，中華鱘在11月23日才發生產卵。最晚一次在2010年，它們的產卵時間破紀錄推遲到了12月1日。
“每個生物都在漫長的進化中形成了自己的節律，就像公雞早起打鳴，中華鱘秋季產卵也是一樣。”荊州市中華鱘保護中心周越說。也是基於其節律，目前中心繁育的中華鱘，同樣需在每年10月、11月催產才能達到最大的成功率。
隨着上游水庫的繼續建設，滯溫效應的影響進一步疊加。2012年12月開始，長江上游同屬三峽集團運營的向家壩、溪洛渡兩座水電站相繼蓄水，2013年，中華鱘第一次停止了產卵繁殖。
對所有研究中華鱘的科研工作者來說，這都是一次重擊。2013年是高欣做中華鱘自然產卵監測的第10年。他一直等到產卵季結束，也沒有監測到一條吞食中華鱘卵的魚。“我整個人都有點蒙，一下子沒反應過來。當時只覺得不太可能吧，肯定是我自己的調查方法出問題了沒撈到。”
中華鱘產卵之後，幼魚通常會在次年夏天抵達長江口，經過鹹淡水適應後進入大海。因此除了水生所、長江所等研究機構在上游的產卵場進行調查，東海所會對長江口的水生生物資源狀況進行監測，中華鱘是重點之一。高欣想，那就等一等東海所的消息。
危起偉按捺不住，團隊成員沿着長江江岸，向下遊走訪了20個城市，四處詢問漁民有沒有捕撈到中華鱘的幼魚，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
2014年夏天，東海所的消息傳來，是壞消息：沒有一尾中華鱘幼魚進入他們的監測視野。自葛洲壩截流以來，中華鱘首次停止了自然產卵。
黃真理基於中華鱘的初始資源量和水壩影響係數等，重建了中華鱘的種群衰退過程。他將水溫的影響量化——2003年之後，三峽工程對徑流調節導致產卵季節的水溫平均升高2.7℃，繁殖窗口期大幅縮減僅剩0—13天。在向家壩、溪洛渡水電站蓄水後，產卵季節水溫進一步升高，產卵窗口期和性腺成熟期完全錯開，繁殖窗口期為0天，這是中華鱘停止繁殖的關鍵原因。
2015年，農業部組織編製了《中華鱘拯救行動計劃（2015—2030年）》（下稱《行動計劃》）。這是農業部門針對單一物種保護推出的首個行動計劃，內容包括就地保護、遷地保護、遺傳資源保護等多種措施。
《行動計劃》明確指出，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自2003年蓄水運行以來，對中華鱘產卵場環境的不利影響逐步加劇。上游梯級水電開發帶來的疊加效應，使得產卵場條件更加惡化，2013年和2014年壩下產卵場均未發現中華鱘的自然繁殖活動。結論認為：“長江中華鱘繁殖群體規模已由20世紀70年代的1萬餘尾下降至目前的不足100尾，如不採取有效措施，中華鱘自然種群將迅速走向滅絕。”
黃真理認為，保護中華鱘野生群體不至滅絕，需對症下藥，必須對水庫群進行適應性管理，通過全流域的、梯級水庫的生態調度控制產卵季節的水溫，為維持中華鱘的自然繁殖創造條件。
自2017年以來，三峽集團開展烏東德、白鶴灘水庫的疊梁門分層取水實驗，在春末夏初提升下泄水溫，以滿足長江上游和金沙江四大家魚等的產卵繁殖需求。是否可能採取類似措施，將秋季葛洲壩下的水溫降下來？
一位水利水生態專家解釋，水庫相當於一個儲能體，白鶴灘等後續建設的幾個大型水庫在春夏季通過分層取水，可以將下泄的水溫提高，但因為“熱慣性”，通過調度來讓秋季降溫的難度極大。“理論上，它是可以通過取表層水降下來一些溫度，但從現實情況來看，還存在技術難點需要突破。”
但更大的難題從來不是技術性的，而是經濟性的。前述專家表示，三峽及上游水庫要在汛期前騰出庫容，放水時間恰好與四大家魚的產卵期有重疊，此時分層取水兩相得益；與之相比，中華鱘繁殖的秋季，長江已進入枯水期，此時三峽等上游水庫需要做的是蓄水，為了中華鱘繁殖而去放水降溫？生態調度面臨難以平衡的利益衝突
沒人敢說放棄
2014年秋季，葛洲壩下的自然產卵監測仍一無所獲。2015年4月，長江口卻意外監測到大量中華鱘幼魚。
“第一感覺就是感到意外，十分高興嘛。”庄平回憶，當年監測到幼魚的時間較往年提早了一個月。過去抵達長江口的幼魚多在15厘米左右，但當年的幼魚不足10厘米。加之壩下的產卵場未監測到產卵，“大家推測，中華鱘很有可能找到了新的產卵場，且這一地點距離長江口更近”。
為此，2015年，農業部時隔多年再次啟動了中華鱘產卵場的科考調查。包括長江所、水生所、中華鱘所等近200名科研人員，對湖北葛洲壩至安徽安慶的1000公里江段進行大掃描，尋找中華鱘可能的產卵場。
希望與不安一同滋長。危起偉當時表示，新發現的大量幼魚意味着中華鱘的自然種群不會很快絕跡，如果它能在2016年繼續繁殖，就很可能是找到新的產卵場。他的同事王成友則顯得悲觀，認為中華鱘更像在經歷一種“迴光返照”。
據《中華鱘保護生物學》數據，截至2016年11月24日凌晨2點，科研人員記錄到野生中華鱘在葛洲壩下的一次產卵，根據推算，當年洄遊到壩下的繁殖群體共48尾，包括雌鱘35尾，最後真正完成產卵的雌鱘不到5尾。這也是迄今為止記錄到的最後一次野生中華鱘自然產卵。
研究人員的心情隨着監測結果跌宕，最終也隨着中華鱘停止產卵而陷於沉寂。“剛開始是震驚，後來它又繁殖了，就抱着僥倖心理，覺得指不定今年會發生。直到2017年之後一直監測不到，就越來越緊張，這下事情麻煩了。”高欣說。
包括水生所、長江所等多家機構組成的聯合調查團隊，還是會在每年中華鱘產卵季來到葛洲壩下，下網捕撈食卵魚。每年工作開始時，高欣仍會抱有一絲微弱的希望，隨着產卵季的結束再度陷入沮喪。
魚兒仍年復一年地回來。蔡志宇是危起偉學生的學生，目前在宜昌中華鱘保護區工作。他曾多次參與超聲波探魚工作，這些龐然大物仍會回到葛洲壩下的江段，巨大的魚鰾在顯示器上清晰可見。它們停留，再沉默地離開，只是再也沒有產卵。
2022年4月，一尾三米多長的中華鱘尾部被螺旋槳打傷。蔡志宇趕到時，發現它感染嚴重，已經奄奄一息，經過一夜的搶救最終還是死亡。解剖發現，它懷的幾十萬卵已經由灰轉白，那是退化、被吸收的標誌。如今，它被製作成了標本，擺在保護區的展館裡，一同陳列的是已經滅絕的白鱀豚和白鱘。
中華鱘生命史長，性成熟時間晚。黃真理認為，每年只有很小的部分（約5%）發育為繁殖群體進入長江，大部分補充群體仍留在海洋，對中華鱘種群的影響會滯後多年才體現出來。因此，即使長江中停止了有效繁殖，洄遊現象仍會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造成中華鱘物種健康或可持續的假象。
從事水生生物保護工作40餘年，庄平親眼見證了白鱀豚、白鱘、鰣魚的滅絕。他越來越深的體會是，一個物種的滅絕，留給人類彷徨的時間非常有限。它們的數量先會慢慢下降，到了一個閾值後就突然“跳水”，才被人類所感知，往往此時已經回天乏術。因此，一定要提高警覺，抓住“跳水”前寶貴的時間窗口，維護最基本的種群數量。他認為，回過頭來看，或許2003年它的產卵次數從兩次減少為一次時，就應引起足夠的警覺。
危起偉則認為，當洄遊產卵的中華鱘種群少於100尾，或當年產卵群少於50尾，可能是中華鱘自然繁殖的最低閾值。其實早在2013年，中華鱘種群就已經撞上了這條“臨界線”。
黃真理進一步指出，水壩救魚存在一個搶救時機問題，應在水壩投入運行之初，就落實針對性減緩措施和適應性管理，等到野生種群瀕臨滅絕，已失去了搶救時機。
“如果是在2017年前後，返回長江的中華鱘野生個體還有一定數量，採取針對性措施還有比較大的成功把握。但現在，已經來不及。”他對中華鱘的未來悲觀，根據他的模型測算，2026年，中華鱘將要野外滅絕。
無論是新的產卵場尋找，抑或是觸發2015年中華鱘“迴光返照”的具體原因，至今沒有明確答案。“可能這個物種也不給我們機會去研究了。”庄平說，“但沒人敢說放棄。畢竟，它是我們葛洲壩的惟一救魚目標。”
2036年的希望
2024年，洄遊至葛洲壩下的中華鱘數量，從記錄到最後一次自然產卵的2016年的48尾，降低到只剩10尾。
庄平企盼着能有奇蹟降臨這個物種，但“奇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奇蹟是我們盡全力採取措施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發生的”。他認為，目前必須採取顛覆性措施，修復、重建葛洲壩下惟一的中華鱘天然產卵場，“我們必須抓住最後的機會，採取超常規措施”。
2025年5月，三峽水運新通道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獲批。按照設計，工程將升級一號船閘對側的三號船閘，提升航道等級，設計通航萬噸級船舶。
三號船閘無疑是未來通航的主力，庄平希望，這一建設給中華鱘產卵場帶來轉機——移除隔流堤，修復受損的生境，將原本屬於中華鱘的“產房”恢復、騰挪出來。
另外，能否在天然水域中為瀕危鱘魚重建“產房”，讓它們恢復自然繁殖？這也是保護工作者們共同努力的方向。近年來，圍繞長江鱘和中華鱘這兩個近親物種，不同的科研團隊基於各自的技術路徑，展開了並行探索。
長江鱘是中華鱘的近親，為淡水洄遊物種，2022年被IUCN宣布野外滅絕。其保護同樣依賴人工放流，至2024年，累計放流160萬餘尾幼魚，也放流了1000多尾長江鱘親鱘，但一直未監測到自然繁殖發生。
杜浩介紹，他們從2016年開始，根據歷史產卵場數據，反推出長江鱘產卵所需的關鍵水文與底質條件，並嘗試在室內人工模擬出一個7米×14米的長江鱘產卵場。“它要卵石我就給它鋪卵石，要水流就給它提供水流。”有一天杜浩發現，卵石上突然出現一片卵，趕忙去撈了起來。儘管這些卵的受精率不到30%，但看着受精卵孵化後成功出苗，“突然意識到，鱘魚的產卵場，我們是可以構造的”。
關鍵的突破發生在2023年。杜浩團隊在四川江安縣的天然水域，設置了一個環境可控的產卵巢，成功誘導放養其中的長江鱘親魚自然交配產卵，並通過水下攝像機首次清晰記錄了全過程。這證明了人工構建產卵生境的可行性。2024年，研究團隊移除了人工產卵巢，直接在近2萬平方米的天然水域進行底質與水流改造，再次實現了長江鱘的自然繁殖，受精率達到83%，並孵化出健康幼魚。
“這些結果表明，我們探索的長江鱘野外種群重建之路，理論上是可行的，技術上是暢通的。”杜浩說，他現在最大的希望，是在10年禁漁期內能看到長江鱘在長江幹流自然孵出幼苗。
但長江鱘的經驗並不能直接套用於它的近親中華鱘。與長江鱘相比，中華鱘的保護面臨著更難的“附加題”：它對水溫的要求更為嚴苛，體型大出數倍，性成熟周期更長，這讓難度陡增。
就在長江鱘重建野外種群實驗取得突破之際，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學院水生態研究所所長、三峽集團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常劍波，正帶領團隊攻克屬於中華鱘的難題。
常劍波的辦公室懸掛着一張“中華鱘種群重建技術路線”圖。他介紹，2020年，三峽集團開始籌劃這一科研項目，最初他設計的方案時間跨度為15年，計劃通過人工群體的選擇、催熟培育、放流產卵、生態陷阱排除等四個主要步驟，實現每年200尾雌中華鱘的自然產卵，使之逐步達到自然繁殖規模。
“算了下15年的項目要花15億元，一下投入太多，但當時技術也還沒把握。所以就拆分開來，我們現在做的是項目一期。”2022年，這一項目正式立項，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套完整的技術體系，誘導全人工養殖的中華鱘親魚在自然水體中實現自然產卵與受精，立項資金為1.17億元，並從當年開啟了第一次實驗。
實驗地點在葛洲壩下游約10公里處的沙洲胭脂壩。胭脂壩上段為卵石河床，較符合中華鱘產卵場的底質需求。枯水期時，胭脂壩本身將江水一分為二，靠近西岸的水域窄且淺，受到氣溫的影響較長江幹流更強、滯溫效應相對較弱。但這仍然不夠。“溫度是它產卵的硬性條件，現在回過頭講起來覺得好笑，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24年我們往實驗區的水域加冰塊，把宜昌的冰都要買完了。”常劍波說。
前兩次失敗的嘗試積累了一些經驗。2025年常劍波團隊在胭脂壩挖了一條長長的溝渠，引入大江的水來調節小流域內的水溫和流場條件。壩下水溫整體後移，且改變的範圍十分有限，團隊就在“魚”上做工作。目前人工養殖的個體主要集中在10月份催產。2024年1月起，他們即根據歷史水文數據和對產卵場水溫的預測，對入選的親魚開始了持續的溫度過程調整，使其響應環境、發育成熟的周期後移，延遲到11月底、12月初產卵。
常劍波介紹，2025年11月至12月，共投入全人工養殖環境下發育成熟的8尾雌鱘及17尾雄鱘進入實驗區域的網箱里。12月1日至5日，在胭脂壩附近人為營造的小環境共觀察到3批產卵，這意味着至少有3尾雌鱘發生產卵。
不僅如此，監測到3批次的受精卵都成功出苗。“其中第三批次的質量很好，我們採回來六七十尾小魚苗做人工培育。從親魚到卵到受精卵到魚苗，我們都完整記錄到了。”他提供的一段12月11日拍攝的視頻顯示，江底堆積的大小卵石長滿青苔，江水渾濁，一尾通體發白的小魚苗在水中活潑遊走，潛水人員掏出一個空水瓶，將它收入瓶中。
時隔九年，憑藉這些純淡水養殖、未經過洄遊的子二代個體，中華鱘這一物種在葛洲壩下的產卵再次發生。儘管它依然是高度人為干預下的、小規模、尚未經野生環境驗證的成功，但於中華鱘的保護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好消息。
在2025年11月初對財新談及中華鱘的保護前景時，常劍波說“我們應該對它有點信心”。隨着實驗結果出爐，再次回答這一問題，他說“我的信心至少到了80%”。此次實驗為後續擴大人工種群規模、優化親魚質量提供了技術基礎，他計劃在本次成功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技術流程、降低成本，並着手設計下一階段實驗。
按照常劍波最初的設計，每年要有200尾雌鱘參與繁殖，持續投入15年，等到第一批中華鱘長到性成熟洄遊長江。這意味着漫長的時間和巨大的投入。“它不光需要耐心，還需要很大的人力、財力，最終才可能達到一個標準——在我們人力撤除之後，還能夠自我維持和運轉。”
但除了產卵場這一環節，中華鱘的種群恢復仍任重道遠，還涉及其早期生活史、棲息地修復等多個環節。
孵出的仔魚隨大江東去入海。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分會會長李彥亮認為，過去多年的中華鱘保護工作、科研工作都只聚焦於長江上，每年監測的內容也聚焦於葛洲壩下。長時間對海洋保護的忽視，讓我們至今無法回答海洋中還有多少後備群體這個問題。
經過多年科普，長江流域的人們已對中華鱘十分熟識。但在近海，放流後中華鱘遭到誤捕的情況時有發生，許多漁民並不認識中華鱘，常將之與其他雜魚一併處理。人們曾經監測到一尾放流的中華鱘，僅在寧波海域就被誤捕了四次，最終死亡。
李彥亮說，要確保中華鱘能夠在海里長大，並最終回到葛洲壩，海洋的保護空白需要儘快填補。
在設想了所有理想條件——產卵場修復、生態調度、有效放流、海洋保護之後，危起偉給出了一個樂觀的預測：最早在2036年，可能會有中華鱘返回葛洲壩下產卵。
不止拯救一條魚
“一條魚而已，不過大一些，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救它呢？”40餘年間，這個最初的疑問一次次浮現。
中華鱘面臨的局面，清晰體現出水生生物的保護困境。大熊貓、東北虎、長臂猿等陸生動物，都棲息在遠離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山老林中，人類想要見一面都十分困難，通過簡單的物理隔離就可以阻擋許多人為因素的干擾。與之相比，中華鱘洄遊產卵的長江，是中國經濟高度集中的區域。它的產卵場就在宜昌市中心。在幼魚從宜昌至長江口的漂流路途中，它要經過武漢、南京和上海等多個大城市，航運、基建、污水、噪音、光污染，這些影響因素最後都匯入長江里，懸在了中華鱘的頭上。
“長江水是渾的，中華鱘悄悄生活在水底，我們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其實它距離我們人類非常非常近，就在我們的身邊。”庄平說。
恐龍稱霸地球的時候，水裡就有鱘魚在遊了。物種大滅絕時期，95%的海洋生物滅絕，鱘魚倖存了下來，它進化了2億多年都安然無恙。如果把它的生存時間壓縮成一天，從1981年葛洲壩截流至今的40多年，只佔其中的0.15秒，不夠人類眨一次眼。庄平說：“我們眼看着在這麼點時間內，它就瀕臨滅絕了，你說心疼不心疼？”
縱觀中華鱘的演化歷史，它經歷了不斷的環境變化和不停的演化適應，逐漸形成江海洄遊的習性和複雜的繁殖需求。特定的產卵場要求，一定的產卵條件，這些都直接反映着水文連通性、水環境質量和長江自身的健康狀況。劉煥章把中華鱘比作體檢時的血液指標，“看起來只是你的指標異常，實際上是身體出問題了”。
根據《行動計劃》，隨着長江流域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築壩、航道建設及航運、水污染和城市化等各種人類活動影響不斷加劇，中華鱘繁殖群體規模急劇下降，物種延續面臨嚴峻挑戰。
“其一，中華鱘自然繁殖活動出現不連續趨勢，棲息地環境急劇惡化。目前，中華鱘自然種群衰退的趨勢仍在急速加劇中，現存惟一產卵場的面積逐漸縮小，適宜性下降，繁殖規模逐年縮減，種群延續正面臨嚴峻考驗。三峽水利樞紐工程自2003年蓄水運行以來，對產卵場環境的不利影響逐步加劇。同時，長江上游梯級水電開發帶來的疊加效應使得產卵場條件更加惡化。2013和2014年連續兩年在現有惟一產卵場內均未發現中華鱘的自然繁殖活動。
“其二，各種人類活動脅迫影響凸顯，自然群體規模急劇縮小。當前水工建設、航運、捕撈、環境污染等各種人類活動的影響不斷加劇，中華鱘資源持續下降。長江中華鱘繁殖群體規模已由20世紀70年代的1萬餘尾下降至目前的不足100尾。葛洲壩截流至今33年來，中華鱘繁殖群體年均下降速率達到約10%，情況令人擔憂。如不採取有效措施，中華鱘自然種群將迅速走向滅絕。此外，目前對於我國近海中華鱘的資源和分布狀態尚不清楚，嚴重影響有關保護對策和措施的制定。
“其三，人工保種群體規模有限，面臨難以持續健康發展困境。儘管目前人工保種群體已具有一定的數量，但目前性成熟個體數量有限，後備親體來源單一，全人工繁育仍不成規模，且子二代個體的種質質量呈嚴重下降趨勢。因此，如果自然種群衰退，通過人工群體來實現對自然群體的補充，或實現人工群體的自維持，仍存在較大困難。”
《行動計劃》表示，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部署和國家長江經濟帶建設中“江湖和諧、生態文明”的有關要求，以《中國水生生物資源養護行動綱要》《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為指導，以中華鱘為主體，開展長江水生生物資源養護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專項行動。要求通過完善管理制度，強化保護措施，改善水域生態環境，提高公眾參與等措施，實現中華鱘物種延續和恢復，進而維護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促進人與自然和諧。
《行動計劃》重新確立了“以自然保護為主，人工保育為輔”的新原則，即在努力保護中華鱘自然種群及其生存環境的同時，適度維持和擴增人工保種群體。
中華鱘是眾多沉默消失者的“代言魚”。就在中華鱘種群崩潰、放棄產卵的同一時期，長江專項調查報告顯示，長江有分布記錄的448種魚類中，有130餘種未被採集到，佔到長江分布魚類總數的29.9%，其中洄遊魚類佔比極高。2021年1月1日啟動的“10年禁漁”讓捕撈壓力銳減，一些魚類得以喘息，至2024年，長江流域累計監測到的土著魚類增加了36種，但中華鱘、鰣魚、河魨等眾多江海洄遊魚類仍呈頹勢。
黃真理認為，作為中國啟動最早、受到關注最多的水生野生動物保護項目，中華鱘保護仍面臨深層困境，保護的成效與投入並不相稱。
黃真理的研究認為，過度捕撈、航運、保護區縮減等都會讓中華鱘的數量減少，唯有大型水利樞紐導致的洄遊通道永久性阻隔與河流水溫節律的根本性改變，是中斷其自然繁殖周期、導致其“功能性滅絕”的決定性機制。他建議明確水電企業對長江中華鱘、長江鱘、圓口銅魚、胭脂魚等救魚對象保護工作的主體責任，使其成為日常考核指標。
過去幾十年，水電企業已逐漸參與到水生態保護中。葛洲壩截流後，有關部門專門設置中華鱘所，其年度放流目標為中華鱘幼魚5000至1萬尾。2008年該所劃歸三峽集團後，在中華鱘所的建設和運營上投入大量資金。2021年11月，經國家發改委批准，三峽集團牽頭組建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國家工程研究中心，針對中華鱘的研究主要聚焦於繁育放流、人工催產、大規格苗種培育等。據三峽集團官網，從葛洲壩截流至今，已累計放流中華鱘70餘次超650萬尾。為評估放流效果，近年來科研人員對中華鱘進行衛星標記、PIT標記等，定位中華鱘的行蹤。“但他們目前還沒有公布一個更明確、更高的年度放流任務指標。放流進長江的個體的真實存活率、種群貢獻率等也缺少有效的後續監測。”危起偉說。
其次，資金保障不可持續，這也是過去幾十年保護歷程中各受訪者都遇到的問題。考慮到這一物種未來的道路，危起偉提出要麼部分開放中華鱘的商業利用，讓更多企業進來，通過利用反哺保護；要麼明確責任主體，建立中華鱘等長江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專門基金，補償保護工作。
2022年，時任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副主任趙依民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中華鱘也是自然資源，是國有資產。因工程建設導致這一物種喪失，我們是不是應該算算賬？”
再次，黃真理提出，水壩救魚政策和策略需要改革。國際上緩解大壩的“阻隔效應”有三種方式，分別為拆除大壩、建設魚道或實施大壩的生態運營。
一些受訪的水生態專家認為，當前部分涉及自然保護的水利工程管理存在過度規劃、過度管理問題。“人類活動對生態影響的認識總是具有滯後性，往往無法在工程上馬時作出最周全的預判，許多問題也是在後續運行才逐漸暴露出來。”
危起偉說，中華鱘的個案經驗表明，當我們足以改變自然系統的原有軌跡時，基於科學歸因的長期生態責任機制，或許是更負責任的、平衡發展與保護關係的必要工具。目前的環評要求下，項目方通常在運行期五年內履行監測義務並針對生態影響採取措施。“但對中華鱘這樣的物種來說，它要活幾十年，工程的影響在短短五年內還幾乎不會有顯現。”因此，他提出對環境影響較大的項目進行“後評估”。除了施工當時、運行期五年內，運行20年、30年、40年之後，所產生的環境影響與當初預期的影響有無出入，需再根據監測評估，調整保護工作和補償措施。
危起偉曾嘗試過一些針對上游水電項目疊加影響的“後評估”，但限於條件，後來沒能繼續。如今他已經退休，面對中華鱘的現狀仍很不甘。在2025年11月的中華鱘放流活動上，他和保護區管理處的人商量，最好能給他安排幾場講座，“我給年輕人講一講中華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