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安娜伊思·馬田（Anaïs Martane）
撰文｜董德（特約）
21世紀初法國留學生安娜鏡頭下，野孩子般的中國獨立音樂人群體
早在成為演員劉燁的妻子前，法國人安娜伊思·馬田（Anaïs Martane，下稱“安娜”）就已經熟識中國。曾在北京的媒體任職攝影師多年的她，拍攝過21世紀初中國的巨變。2002年至2005年，安娜將鏡頭對準了一群獨立音樂人，記錄下他們剛剛起步時的故事。
不過，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影像記錄不同，這些照片本意並不是為“新民謠”撰寫編年史，而更像是在特定時空下寫給一群特定音樂人的散文詩。它的意義不只是這些音樂人的私人記憶，更因為他們的音樂在時代巨變中突顯出來的藝術價值，從而具有了公共層面的觀看意義。
我眼望着北京，彈琴把老歌唱——Se reconnaître
河酒吧，這個位於北京三里屯南街、短暫存在於21世紀頭幾年的小酒館，對安娜，對野孩子樂隊、萬曉利、小河等音樂人，對中國獨立音樂，都是個繞不開的名字。
2002年1月，北京三里屯南街，河酒吧。
2001年，為了有個固定排練和演出的地方，野孩子樂隊“湊了10萬元”，開了這間在當時並不起眼的小酒館。那個時代，北京適合樂隊演出的酒吧非常少。很快，河酒吧就成了許多地下搖滾樂隊、原創歌手的聚集地。崔健、舌頭樂隊、謝天笑、趙已然、張瑋瑋、郭龍、萬曉利、小河這些音樂人是這裡的常客，他們或常駐、或客串。每逢周末，酒吧內外都擠得水泄不通。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時候，在一個（小）城市裡找不出幾個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人。彈着吉他坐在馬路邊上，就代表着沒有工作，是個混混。年紀大點的人直接就（說你）是流氓。那會兒支持你（做音樂）的力量源只有一個，就是北京。”張瑋瑋在安娜的這些照片前回憶道。
世紀之交，許多和張瑋瑋一樣、來自小地方的音樂人匯聚到了北京。河酒吧，自然而然就成了他們的精神家園。“（我們）冰天雪地坐着公交車，經過很長時間到了河酒吧。看到河酒吧燈光的那一眼，整個人就像花開了一樣。”張瑋瑋每次回憶河酒吧的故事，都無不感慨。
2003年1月，北京河酒吧，趙已然生日。
2003年，北京河酒吧旁的餐廳里，郭龍和朋友酒後熱舞。
也正是2001年，留學生安娜來到了河酒吧，認識了“生存”在這裡的音樂人。“音樂是我最大的愛好，從小就是。”在北京讀書期間，安娜和友人會四處尋找音樂現場。第一次走進河酒吧的時候，“那感覺太美妙了，它讓我完全沉浸其中，彷彿來自遠方，又彷彿是我已經熟悉的東西，用法語來說，就是我們認出了彼此（on se reconnaît）”。
“安娜說，是因為遇到我們，她才有了留在中國的念頭。”張瑋瑋寫道。
“我記得留學了半年時間，沒有交到幾個（中國）朋友，大學生的狀態和我的狀態不太一樣。但是，這幫搞音樂的不一樣，他們就跟着自己的夢想走，不太願意走大多數人的那條路。”安娜回憶。2002年，她作為媒體攝影師重回中國，開始舉起相機，記錄起了這群人的生活，“我跟他們很像，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見月亮——S’accompagner
小河在回憶河酒吧那個年代時，寫了首詩，反覆提到“瘦”這個字。的確，在安娜的照片中，在張瑋瑋、郭龍、萬曉利、小河等一眾音樂人的那段青春歲月里，他們一個個光着膀子，瘦骨嶙峋。這種瘦不僅僅體現在身形上，也體現在物質條件上。單店、天通苑、霍營……這些音樂人大多住在當時北京的遠郊，“（生活）非常苦。小河和萬曉利住在毛坯房，牆沒有刷，床墊都是放在地上”。
2002年6月，北京天通苑，小河家。
但在那個消費主義還沒有大行其道的年代，安娜見證了這些音樂人清瘦背後的韌勁，“他們一直沒有停下來，不停地去創作、去做專輯。去吃苦、去抑鬱，不找借口，沒有工作。沒有人錄他們的專輯，他們就自己錄。”安娜回憶道，萬曉利當時已經有了老婆孩子，一家人擠在毛坯房裡，平時在家不穿T恤，瘦瘦的，就坐在他的小房間，在電腦上不停地弄他的專輯。
2002年6月，北京天通苑，萬曉利和女兒萬暢在家。
“（周三）我爸騎着摩托車帶着小河叔叔（去河酒吧），摩托車也不太好，有時候真的會掉鏈子，常常要跑很遠去撿鏈子。”萬曉利的女兒萬暢寫道，“除了駐唱，爸爸就在家裡練琴，寫歌，用電腦學習製作音樂……雖然家徒四壁，但我依舊覺得那時候很幸福。”
“小河的家特別美。”安娜回憶，“（雖然）什麼都沒有，桌子是從馬路上撿的，但擺放方式很特別。屋裡貼滿了他寫的書法，還有一面牆貼滿了車票，貼的方式就像一件藝術品。”
張瑋瑋回憶那個時候每次遇到小河的感覺，更是用了一個詩意的比喻：“我一看到他，就像喝了一瓶白酒一樣，看見他我就起飛了。”
2003年3月，北京單店 ，郭龍和張瑋瑋搬家之前。
正是在這種物質艱苦但精神富足的條件下，小河和萬曉利分別製作出了《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和《走過來 走過去》兩盤在中國獨立音樂史上舉足輕重的專輯；野孩子樂隊、張瑋瑋、郭龍等音樂人，也在一場一場的酒吧演出中，漸漸地有了一批穩定的聽眾。
2004年，因野孩子樂隊核心成員小索的去世，再加上三里屯街區改造，河酒吧停業了，但中國獨立音樂漸漸“從困境走到了光明”。“他們一直在創新，他們的音樂舞台不斷擴展。”安娜總結道，“他們的音樂是了不起的。（他們的音樂能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努力了20年，快30年，一直堅持到現在。”
2002年1月，北京某錄音棚，野孩子樂隊張瑋瑋（右）、陳志鵬。
2004年11月，北京霍營，音樂人張瑋瑋在家。
2005年7月中，北京菊兒衚衕，安娜和王凡、張瑋瑋錄製歌曲。
“另一個原因是時代。”安娜認為，“（這些音樂人）碰到屬於酒吧歌手的年代。（這個時代）之前，音樂人只能通過唱片公司做專輯；之後，互聯網平台又開始快速發展。2004年、2005年、2006年，他們在全中國巡演，（通過現場音樂）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樂迷。”
2003年3月，北京好運酒吧，冷血動物樂隊演出。
我走過了生活， 我仍然在歌唱——Se prolonger
2006年，很多音樂人搬家，安娜也在做攝影之外的工作，慢慢停止了對他們的記錄。不過，這份友誼延續了下來，從未中斷。2018年，安娜和小河、張瑋瑋、郭龍成立了一支樂隊——“河樂隊”，隊名正是致敬他們在河酒吧的歲月。
時至今日，一提到河酒吧的老朋友們，安娜就特別開心，“（他們）被很多觀眾熟悉，甚至視為偶像。當然不是變成最有名氣的流行歌手。但中國夠大，有那麼多人在聽他們的歌。我作為旁觀者，覺得太好了。而且不是一個人、一個樂隊，是所有人都起來了”。
2003年3月，謝天笑在排練中。
2003年4月，北京天通苑，鄭志勇。
事實上，中國獨立音樂從小眾圈層走到大眾的視線里，離不開音樂綜藝節目的推波助瀾，但其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居多，圈內頗有爭議。“我們（河樂隊）放棄了《樂隊的夏天》，現在我覺得太可惜了。當時每個成員都在忙自己的事；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不習慣去宣傳自己，他們演出的時候都不敢多說一兩句話，都覺得好尷尬。”
安娜對音樂綜藝抱有非常積極的態度，“後來野孩子樂隊參加了《樂隊的夏天》，還有木馬、五條人，演出票房就好起來了，用英文就說virtuous cycle（良性循環）。而且這種綜藝節目在其他很多國家沒有。在法國，搖滾、獨立音樂、朋克什麼的，是不可能被這麼多人發現的……（這些綜藝節目）也不會把他們的音樂變壞，反而節目的錄音質量很好，像《我們民謠》錄音的質量就特別棒。”
2021年，河樂隊決定擁抱音樂綜藝，邀請老狼一道，錄製了《邊走邊唱》節目，並且上線了當時正在快速崛起的短視頻平台。面對被一些音樂人視為“洪水猛獸”的短視頻，安娜依舊樂觀，“即使發展到AI時代，我覺得人們最後還是會喜歡聚在一起，去一個小地方，在一個舞台上，聽一些人唱歌。這個是替代不了的。人的所有感覺，就是鼻子、眼睛、耳朵這些感覺，應該是替換不了”。
2001年6月，北京三里屯南街，張瑋瑋。
“比如現在（線下的）音樂節越來越多，發展越來越好。”安娜進一步解釋，“去年我們（河樂隊）在昆明參加了一個咖啡音樂節，現場都是一些做咖啡的小公司，無數個樂隊過來。中國人太有想象力了。”
雖然在業內，一些人認為短視頻已經對音樂行業造成了巨大衝擊，但安娜對這些獨立音樂人很有信心，“只要是這些音樂人在一起，我就覺得沒問題，我就不擔心（他們的未來）”。
不擔憂未來，也不沉溺於過去。“（對河酒吧的那段歲月）懷念，也不懷念。經歷了那些，我覺得很幸福，但是現在也很好。我剛剛去聽了野孩子樂隊的演唱會。在北京跟瑋瑋、郭龍聚會，我說現在我們快50歲了，覺得以前在河酒吧的歲月很牛，等我們快70歲的時候，又會覺得我們40歲的時候多牛。”
2003年，安娜自拍。
安娜和這些老友在做河樂隊的時候就有一個約定，“每年要聚在一起演出一次，一直到99歲。（至少）從2018年到現在，我們做到了”。
註：小標題改自野孩子樂隊《眼望着北方》歌詞
圖片編輯 |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