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去學子不自由

八十年代初的中專相當於今天什麼檔次的大學呢?

八十年代初的普通本科相當於今天什麼檔次的大學呢?

八十年代初的重點本科又相當於今天什麼檔次的大學呢?

這是幾個很好的問題。

不繞彎子,先說筆者個人的理解:

僅從畢業生職業發展的角度看,八十年代初的中專大致相當於今天中游985院校(20/39);八十年代初的普通本科大致相當於今天頂尖985院校(7/39);八十年代初的重點本科今天未有其比。

有些年輕的朋友可能不服氣了。

根據統計數據,1977~1982基本是每年錄取30萬大學生(78年錄取了40萬),而當下39所985院校一年才錄取不到20萬人。

另一方面,從大學數量上看,八十年代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共88所,數量級上大致相當於今天的211(116所)。

兩相對比下來,怎麼看今天的985大學畢業生都可以頂個八十年代初的本科吧!

那為什麼說中游985院校才相當於個中專呢,又為什麼說當年的重點本科未有其比呢?

因為賬不是這樣算的。

決定人才缺口和就業市場情況的大要素其實有兩個:

1、新增人才數量

2、新增數量佔總存量的比例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各行各業人才都極度短缺,每一個新鮮血液都是大家爭搶的對象。

可當時間走到2022年,在經濟大環境偏保守的情況下,存量人才們的飯碗還成問題呢,更不要提初入職場的小萌新們。

換成你來當老闆、當領導,也願意去成熟就業市場上找一個即插即用的人才。

前些天跟幾個朋友聊天,大家都感慨現在企業招聘挑得狠呢,不少小圈裡里的企業一打聽應聘者是被裁掉再來找工作的,會直接拒絕。

當下除了領到政治任務的公務員招錄和國有企業招聘外,願意等待培養新人的機構和企業並不多。

職場逐漸NBA化——變成一個展示自我的舞台,而不是成長的舞台。

時也,運也。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近處不談,聊點歷史。

在1977恢復高考後的第二年,地方上的師範、中專招生也重新開始。

經過短暫的調整,至八十年代中期教育系統大致形成以下兩種模式:

初中→高中→大學→就業
初中→中專→就業

中專院校大都存在於縣區一級,僅就小地方的視角看,其就業渠道非常好,都是政府、事業單位、教育等公家領域。

18歲畢業直接送你個事業單位或公務員編製,就這一點,2022年的普通985院校能比得了嗎?

今天的我們很難想象“吃國家糧”“國家包分配”和“畢業成為國家幹部”對廣大農村學子們的誘惑。

尤其是對於那些家庭條件一般,急需工作賺錢的孩子來說,中專是一條捷徑。

因此八九十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師範和中專的分數線是要高過大多數高中的。

即他們一代的中專文憑含金量很高,大量優秀畢業生被地方截流了。

這批學生進入中國廣大縣市的政治、教育領域後大放異彩,混成區縣領導、鄉鎮黨委書記、中小學校長、骨幹教師的不在少數,給縣城政治和教育烙上深深的時代特色。

當時縣區一級的政府機關經常去轄區內中專里選拔秘書人員,不少學生18、19歲便踏上仕途,之後再通過函授的方式不停進修——其晉陞空間遠不是今天地市選調生們能比的。

除一少部分進入政府機構工作外,大部分的中專畢業生投身到了教育等公共事業領域。

1990至2000年初經歷過縣城教育的朋友們會有印象,那會兒縣城學校老師的水平非常高,絲毫不遜色今天某某師範大學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

他們創造了一代縣鄉教育的奇蹟,而這種奇蹟未來很難被複制。

與職業生涯被局限在區縣及以下的中專不同,八十年代初的本科畢業生舞台極其寬廣。

那時沒有985、211、一本、二本等區分,只有88所重點本科和若干普通本科。

重點本科部分名錄如下,北京等排名前幾的省市佔了大多數,很多內陸省份只有個一所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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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東省為例。

山東省內共有山東大學、山東海洋學院(中國海洋大學)和華東石油學院(中國石油大學)等三所重點本科,其他諸如青島大學等高校都是普通本科。

重點本科→省級政府及企事業單位

普通本科→市級政府及企事業單位

中專→縣級政府及企事業單位

這樣一梳理是不是就清晰了?

八九十年代的信息和人員流通不像今天這樣發達,每個省、每個市都有自己的後備幹部選拔學校。

省以重點本科為主,市以普通本科為主。

像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的漢東省,它的後備幹部學校便是漢東大學,漢東省中級領導這個群體里很多都是漢大畢業的。

這種定位甚至能細化到院系。

劇中提到過一個“漢大幫”的概念,便是因為漢大政法系培養了以公安廳長祁同偉為代表的大批漢東省公檢法機關幹部。

不止學生,八十年代高校老師走出來從政的也很多,堪稱高校群體在政壇的“黃金歲月”。

那個年代師生之誼是了不得的關係。

因此“祁同偉們”在老師高育良的帶領下,就逐漸形成了小團體勢力,淪為官場大忌。

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間,大學畢業生基本都被分配到了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

一個蘿蔔一個坑。

當時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是招不到大學生的,正因如此,個別從體制內辭職下海的大學生便成了香餑餑,十分搶手。

直到九十年代中後期,大學畢業包分配的制度才被取消。

政策的變動預示着體制內吸引畢業生就業的能力已日趨飽和,市場經濟下的民營企業開始成為用人用工主體。

不過稍顯可惜的是,大學教育的轉變卻並沒有很快跟隨上這一趨勢。

無論專業設置、專業課程還是課程本身等方面,不少大學的培養模式仍保留着七八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那種為政府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輸送人才的思路。

學生們學得很辛苦,可學到的卻只是一些“屠龍之技”。